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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何以应对世界能源变局 |
| 时间：2011/4/9 |
日本核泄漏事故阴云未散，利比亚硝烟又起。众所周知，自从三次科技革命以来，能源成为了国家经济的命脉。为了争夺对世界资源与能源的控制权，从武力攫夺到金融战争，国与国之间屡起纷争。如今，世界能源掌控版图又将出现怎样的变化？中国对此又该如何应对？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所副所长赵宏图及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表达了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全球核能复兴面临政治冲击
赵宏图认为，核能源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能源，二战后曾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替代石油的能源，但后来美苏相继出现安全性隐患，导致核能发展趋势受到很大的抑制。美国在三里岛核泄漏事故后，已有约三十年没有建新的核电站。欧洲的核能相对比较发达，但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后，加上欧洲绿党的兴起，欧洲在政治上反对核能的声音一直很强。
前些年在油价上涨和气候变化的推动下，核能一度出现复兴。本次日本核泄漏事故无疑给这种复兴带来很大影响。人们心理上受到很大冲击，反对核能的声音一定会更大。现在很多国家都发表声明，要对核电项目进行安全性的全面检查，一些在建或筹备中的核项目都暂停了，在某种程度上放缓了核能发展的步伐。
应尽快建立全球性的核能源安全监管体系
但赵宏图同时表示，从长远来看核能肯定要继续发展。历史上每次核事故都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但过后人们会理性思考，我们是否需要核能，核能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赵宏图认为，由于欧洲国家核能比例已经很高，因此遭遇的阻力会大一些，但在新兴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核能发展的势头还会持续下去，只不过会更重视安全性与技术上的进步。
刘军红表示，在长期范围内，核电仍然是一种相对成熟并具有充分潜力的能源。他认为，日本核泄漏事件带有某种特殊性，日本发展核电的监管体制存在弱点，可以说是一种反逻辑的体制。日本核电是国家战略、经(济)产(业)省推广、民间运作。其中负责监管的安保院只是经产省下属能源厅再下属的一个单位，相当于是“球队”本身同时充当“裁判员”的角色，很难确保其中立性，不能令民众信服。而我国的核安全局是独立于政策制定部门的单位，两国没有可比性。
刘军红认为，以法国的经验来看，全球大规模推广核电是可行的。与其他清洁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相比，核能的效率最高、相对成本最低。他在采访中援引报道称，比尔·盖茨投资的能源公司正在研发一种无需更换燃料、最长运转100年的小型核电站。据称这种技术可实现10万千瓦的小型反应堆发电，非常适合中小城市使用，而且100年的运转时间将使单位时间发电成本接近于零。如果类似技术能够获得突破，核能将展现出更加巨大的潜力。
刘军红呼吁，发展核能、维护核安全代表着全世界的利益，中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应当联合推出全球性、通用性的核能安全体系，这应是本次日本核泄漏事故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能源的海外投资应区分“走出去”和“拿回来”
从能源本身的角度，赵宏图认为，不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发展核能所需的铀矿，都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在目前尚不存在资源性枯竭的前提下，与人们经常谈到的供应制约需求相反，从根本上讲是需求决定供应。近些年有些国家建设核能的发展速度较快，导致铀的供应紧张，铀矿价格大幅上涨，在这次日本事故的冲击下，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缓解。同时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相比，石油市场也更完善，出现产油国故意中断供应的可能性明显降低。
至于我国的石油进口会否受到目前“大中东”动荡局势的冲击，赵宏图表示，“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走出去’和‘拿回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走出去’指的是对外投资，理所应当获得投资收益。实际上我们在利比亚石油相关的投资比较少，重点还是劳务输出。即便是石油方面的投资，也并不是说要把石油‘拿回来’。投资拿的就是投资的收益，它和投资产生的石油怎么分配(是否要把石油拿回中国来)是两个概念。能源投资也是一种投资，并不意味着占有资源。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应该探讨的其实是企业如何评估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欧美国家一方面会帮助企业避免风险较高的投资地区，另一方面则通过发展国内的保险行业，让企业在遭受突发事件时能够获得赔付。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收购容易遭遇政治偏见
对于近年来我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和收购时屡屡遇阻这一问题，赵宏图分析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东西方在认识国家与企业关系方面存在文化差异。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国家与企业分得很开。当然他们的原则也是企业利益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例如很多与能源相关的投资，有些项目是美国企业与当地合作的项目，但后来美国和这些国家交恶，要对它们实行制裁，美国政府就会要求企业从这些国家撤离，这时企业利益就要为外交利益让步，但企业本身并不是跟国家绑在一起的。而在中国，“国”和“家”是一体的，在民众的观念中，还是相信企业对外投资“走出去”和“拿回来”要连在一起。
赵宏图建言，不宜过度宣传“企业投资要跟国家利益挂钩”，这容易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很大的负担。“我接触的很多西方人不理解，他们认为国家和企业应该是分开的，他们认为中国的企业有国家背景，于是就担心你投资的目的，就要审查你。抛开对方的保护主义不谈，我们的很多并购失败与上面谈到的这个问题是有关联的。”
“事实上，当我们说中国的能源企业‘走出去’时，是跟‘请进来’(而不是‘拿回来’)相对应的，这两个词的根本含义是改革开放中的对外投资和吸引外国投资。但外国人因为对中国不了解、不信任，‘走出去’就被西方理解成对外扩张，和西方争夺资源。国内也有很多误解，认为到国外投资就一定要把资源拿回来。实际上，我们企业拿到的份额油基本上都卖到国际市场了。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企业去投资开采，主要是出于当前国际石油业上游高利润的驱动。”
新能源取代传统能源还需要漫长过程
枪声一响，油价就涨。刘军红介绍道，一般认为当国际油价超过70美元/桶，替代能源的收益性便成立。又有学者说国际油价超过100美元/桶，将成为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过渡的转折点。目前油价再度突破百元大关，新能源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
对于新能源取代传统能源“转折点”这一说法，赵宏图表示了质疑，“我认为新能源取代传统能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油价是波动的，是不是能一直稳定在100美元/ 桶以上很难说。2008年金融危机时油价一度涨到147美元/桶，然后很快就下来了。”
赵宏图认为，新能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本身的经济性。在人类历史上，前几次能源转型——不论是煤炭取代木柴，还是石油取代煤炭，背后都是使用能源的那些设备——或动力系统的根本性变革。
蒸汽机的发明使煤的需求大幅增加，内燃机以及汽车推广之后，对石油的需求大幅增加。而现在还没有在动力系统方面发生根本变革。所谓混合动力车、电动车，至少在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很难像蒸汽机和内燃机那样大规模应用，更不能引领主流能源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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