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首页 >> 特别报道 >> 钱正英：中国人的水资源够用 水价太低
|
| |
| 钱正英：中国人的水资源够用 水价太低 |
| 时间：2011/7/18 |
7月8日至9日，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备受社会各界瞩目。
“这次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将迎来中国水利建设新高潮。”水利部前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要把握好历史机遇，将中国水利事业从近代水利推向现代水利。”
今年88岁的钱正英是新中国水利事业的领导者。她29岁时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51岁起担任部长。直至1988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她在水利部门工作了36年。
“我虽然离开了水利部，但是我仍在研究中国的水利问题。”这位水利界的元老回顾了中国水利60年间所走过的曲折历程，“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基本完成近代水利，水资源开发利用已经到了世界水平前列，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标志。”
但是，钱正英也清醒地指出，“‘二战’以后，世界的先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水利。近代水利注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现代水利注重的是水资源的管理和水环境的保护。”
“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钱正英说，“中国应当自觉地实现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树立人和河流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观念。”
“水利对中国尤为关系重大”
《财经》：最近召开了高规格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而在今年年初，中央还公布了“1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对水利全面工作进行部署。这些事实是否说明，水利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了重视？
钱正英：是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水利的重要性。亚洲许多国家都重视水利，但水利对中国尤为关系重大，这是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决定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治水分不开，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要求和愿望。
回顾历史，我感慨良多。从我小时候起，每天报上长篇累牍都是水旱灾害。旱的时候，不少地方以观音土充饥，甚至发生人食人的惨剧。大水的时候是一片汪洋，饿殍载道，流民遍野。连年的水旱灾害，每一次受灾人口都达千百万。
可以说，严重的水旱灾害，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了。1949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白皮书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各届政府都不能养活自己的百姓。为什么？因为水旱灾害频繁，粮食收成没有办法保证。而且水旱灾害最容易造成大量逃荒的流民，进而导致极大的社会稳定问题。
《财经》：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水利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都是享誉世界的水利工程。为什么在1949年之前水利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钱正英：中国的古代水利确实是很辉煌的，秦朝以后有三次水利大发展，分别是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和元明清时期，带动了人口大增长。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带来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水利的基础学科开始建立，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
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外侮内乱，国力衰退。水利不但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相反已有的水利设施都无力维修，效益退化。世界各国进入了近代水利，中国却停滞不前，甚至于古代水利的成果都毁坏了。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加快了进入近代水利的步伐，追赶那些已经进入近代水利的国家。经过60年的奋斗，中国水利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中国人口13亿多，比建国之初多了两倍，中国人民衣食无忧，社会稳定，靠的是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建设了各种水利工程，常遇水旱灾害得到初步控制。
刚解放的时候，中国的灌溉面积只有2亿多亩，现在已经有10亿多亩了，保障了粮食的供应，不再靠天吃饭。农业建立了高产稳产的基础，城市工业也得到快速发展。现在大江大河都控制住了，都平稳了，支流的洪水基本上也能够得到控制。比如，去年长江上游的暴雨，如果没有三峡大坝，肯定紧张得一塌糊涂，压力不会小于1998年。
虽然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但并不是一帆风顺，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曲折和挫折。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追求政绩，不愿意往这块投入。义务劳动现在没有了，也没有资金投入，中小型的水利工程没有继续修建，过去修的一些有损害也得不到及时维修和整治提高。
“中国人的水资源够用”
《财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水资源开发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目前中国水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钱正英：一般认为，中国水利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水多、水少、水脏”。不过，对这三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水多，指的是洪水问题。洪水是中国的大患，江河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江河洪灾则是由于人类在开发江河冲积平原的过程中，进入洪泛的高风险区而产生的问题。历史上，人类为了开发江河冲积平原，不断修筑堤防，与水争地，从而缩小了洪水宣泄和调蓄的空间，当洪水量超过人们给予江河的蓄泄能力时，堤防溃决，形成洪灾。
我们应当实行战略转变，要从无序、无节制地与洪水争地转变为有序、可持续地与洪水协调共处。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堤防系统已经达到25万千米的规模，不宜再增建和加高，而应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加固，并充分利用各类分、蓄、行洪区，解决超标准的洪水。
水少，指的是水资源量问题，多以人均狭义的水资源量为衡量的指标。所谓狭义水资源，是指降水后形成的河、湖等地表径流和地下浅层水的径流，并不包括全部降水。而人均水资源量指标，又包含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在湿润和半湿润地区，既有灌溉农业，又有雨育农业，可以养育的人口较多，人均水资源量可能并不是很高；而在干旱地区，虽然单位面积产水量不高，但因人口较少，人均水资源量却可能相当高。
因此，对于不同气候区的人均水资源量，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例如，根据2007年水资源公报，处于干旱区的新疆，人均水资源量为4123立方米；而处于湿润区的江苏和广东，人均水资源量只有650立方米和1673立方米。中国东部受季风的影响，各年间降水变化较大。在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遇降水较多的年份，各种用水特别是农业用水会比较充分；而遇降水较少的年份，各种用水紧张、农业用水不足，就会感到水荒。因此，水少的问题是出现在某些年份的某些地区。
《财经》：建国以来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对调剂年际和年内的水资源分配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用水可能越来越多，中国的水资源问题能否支持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钱正英：一些人的认识仍停留在粗放的农业社会的水平，误以为发展工业将大量增加用水。其实，进入工业社会后，农业人口将减少，粗放农业有条件改造为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加现代工业用水总量将比粗放农业用水量减少。
事实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中二三产业的比重相应提升，以及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增强、循环经济的发展，许多发达国家的用水总量已从快速增长转为微增长、零增长以至负增长。
美国人上世纪70年代前后有两次对本国水资源的评价，第一次认为水不够，第二次研究发现，水资源完全可以支持社会经济继续发展。中国自1997年以来，也开始进入微增长时期。只要实现战略转变，中国的水资源完全可以支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和一位英国人讲过，我说中国人的水资源够用，中国人能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说中国人养活不了中国人是没有道理的。
从1999年开始，我们在中国工程院组织跨学科、跨部门的研究团队，持续工作了12年，完成了六个研究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的结论是：通过建设节水高效的现代农业，中国可以基本立足于现有规模的耕地和灌溉用水量，满足今后16亿人口的农产品[17.46 1.99% 股吧]需要。但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继续增长，同时加强需水管理，做到在人口达到零增长后，需水也逐步达到零增长。中国水资源的总体战略是：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财经》：您认为中国水利主要问题并非洪水和水资源量，那应当是什么？
钱正英：水多和水少都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条件，中国水利面临的真正危机在于，不少地方由于水质污染和水资源过度开发造成水环境的不断退化，其主要表现为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等等。
这种退化趋势如不能及时有效扭转，将威胁到中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才是当前中国水利面临的最大问题。
“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须适当”
《财经》：水环境退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您是怎么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钱正英：2000年7月，当时的副总理温家宝同志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了我们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的汇报，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2001年元旦的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温家宝同志向我提出：“关于水资源的合作很愉快，愿意继续合作。”于是，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又选定了《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我参加了第一次考察，亲眼看到，许多内陆河流由于上中游大量引水灌溉，使下游水量减少以至断流，河流的终端湖泊干涸，形成荒漠。有些河流在中游水库蓄水之日，即下游断流之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我看到世界第五大内流河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已化为沙漠，原因就是西大海子水库的建设令一边的河道干涸了。
与此同时，由于水利建设和管理的粗放，许多大中型灌区大水漫灌，灌区土壤盐碱化非常严重。在沙漠边缘地区，由于超采地下水，天然植被衰亡，加重了沙化，甚至出现了“人进沙进，人退沙退”的局面。这次考察，我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开始对过去的水利工作进行反思，认为过去水利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粗放和过度。
“非典”之后，国务院开始正常办公。国务院有一个学术讲座，温总理点名要我去讲水利，我就讲到这些问题，我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财经》：这种承担责任的勇气，非常难能可贵。
钱正英：周恩来总理说，活到老，学到老。我在学习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河流开发利用和改造的力度不断加大，引发了河流自身和周边环境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近几十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经大于40%，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要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现在我们水利部门留下来的传统思维仍是注重社会经济用水，对生态与环境需水注意不够，注重开发利用水资源，对保护与节约水资源注意不够，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
在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河流的现状和问题，我们提出了“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新观点：一方面，人类为了本身的发展，必须开发、利用和改造河流；另一方面，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须适当，不能损害河流的自然功能，要保持河流的永续利用。从水资源的战略角度看，要转变观念，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还提出，目前中国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许多误区，水利部门要从传统的供水管理转向需水管理。近年来我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这些观点。
《财经》：从供水管理转向需水管理，是不是说，水利工作的重点不是调水而是节水？
钱正英：对。整个水利工作都应贯彻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三先三后”精神，将水资源投资重点转向节水、防污和环保。各地水利投资，要改变“中央投资用于开源，地方投资用于节水”的做法。
此外，还应积极、有步骤地推行水价改革。西方国家把推行水价改革作为加强需水管理的首要措施；在中国，实践证明，推行水价改革也是促进节水的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措施。当前，许多城市的自来水管网漏损水量达到15%甚至20%以上，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浪费严重，主要原因就是水价太低。
自觉从近代水利转向现代水利
《财经》：建国之后，一直提倡“改造自然”。从“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思想，到“人与河流和谐共存”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理念，是一个非常重大而可贵的思想转变。
钱正英：客观地说，建国之初改造河流也是对的。“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河流不整治也不行。和谐共存也要有一个基础，如果不能实现对河流的一定的控制，你要和谐，它不和你和谐。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用工程技术把大江大河都控制住了，江河建成了新的格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到了世界水平的前列，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标志。之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水资源没有充分开发，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保护水环境，特别要防治污染和地下水超采。当然，从全国来说，各个地区发展并不平衡；我国的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水利发展还比较滞后，这也是我当部长时留下的问题，还需要修建一些大、中型水利工程；在东、中部地区，需要加强中小水利工程的整修和管理并防治污染。
《财经》：近年来，您一再呼吁中国水利要从近代水利转向现代水利。近代水利和现代水利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钱正英：近代水利注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现代水利注重的是水资源的管理和水环境的保护。“二战”以后，世界的先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水利。经过多少年的努力，中国从整体来说，基本完成近代水利，现在应该自觉地转变发展方式。
《财经》：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工业社会，还没有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
钱正英：中国地域辽阔，发展很不平衡。例如，在新疆，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新疆并不是因缺水而不能办工业，而是因为没有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农业生产过于粗放。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导致用水过多，影响环境。在最缺水的吐鲁番市，当地领导同志总结他们的矛盾是：以95%的水资源支持为GDP贡献5%的农业，只剩5%的水来支持为GDP贡献95%的工业。
但从整体来说，中国社会开始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阶段，水利要适应后工业社会时期的要求，我们应自觉把水利工作逐渐引入到后工业时期，实现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从传统的供水管理为主，转向以需水管理为主。从过去的“粗放管理，过度开发”，转向加强水资源的管理，保护水环境。
中国水利必须从近代水利走向现代水利。要实现这个历史性转变，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树立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观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我相信，这一次水利高潮，将消除过去高潮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和片面性。特别希望能够弥补我过去主持水利工作中存在的“重大型轻中小型、重骨干轻配套、重建设轻管理、重水量轻水质”的缺点，将水利建设带入一个新的阶段。
|
| 责任编辑：myadmin |
| 上一条：
火电脱硝产业启动 催化剂市场竞争凸现 |
| 下一条：
吸取福岛核电事故教训 监管机构需要独立 |
|
|
|
京公网安备1101110200083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