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到22日，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中国深圳举行。这是全球首个“碳中和”的大运会。约3万吨“大运碳”以每吨32元的售价被认购。

承办此次大运会“碳中和”项目的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陈海鸥向记者表示，交易操作流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风电、太阳能发电、小水电、农村沼气发电等碳减排项目的业主将自身项目所产生的、经过国际核证机构认可的自愿碳减排量指标在交易所平台上申请挂牌，形成自愿碳减排量指标的供应；二就是企业或者个人通过在交易所会员中心注册会员，通过“低碳大运自愿减排交易平台”，自主选择已经挂牌的碳减排项目，订购这些碳减排项目所产生的自愿碳减排量指标。

企业主张先生采购了100吨“大运碳”，通过在线订单支付，他获得了一张印有“我为大运碳抵消”字迹的精美的电子证书。

国际碳交易市场分为两种，即配额交易和自愿交易。配额交易市场是针对那些有温室气体排放上限的国家或企业，比如欧洲排放权交易市场；自愿交易市场则是从社会责任、品牌建设等目标出发自愿进行的碳交易，是中国现行的碳交易模式。大运会碳中和项目即使自愿碳交易的案例之一。

据陈海鸥介绍，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于去年9月30日挂牌成立，时间点恰好是在深圳去年8月被纳入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后。成立之初，交易情况并不景气。“我们设立了排放权交易中心，低碳服务中心、研发中心、应对气候变化培训中心，做了大量的市场培育与推广的工作，通过让企业更早地意识到气候变化情况下企业自身将面临的风险、低碳经济时代的来临对其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帮助他们制定低碳发展战略。但由于没有一个强制性的减排交易体系，中国的排放权交易发展到今天，普遍都还是处在培育市场阶段，扮演的也更多的是市场培育的角色。”

碳交易有“场”无“市”

“一般而言，市场，先有‘市’后有‘场’，但现在中国的碳交易却是有‘场’还没有‘市’。交易的完成必须有买和卖，中国目前只能说是卖方，但很少有买方。国内更多的是自愿碳减排，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 陈赵杰这样描述中国碳交易市场的现状。

在全球范围内，无论在哪里进行节能减排，其实效果是一样的。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减排所需的成本与难度比发达国家要相对低些。CDM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发达国家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中投入资金、技术，帮助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量，此后向发展中国家购买其减排量，这样，发达国家就能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减排任务。据世界银行测算，2008年至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每年可达500亿欧元。陈赵杰称，来自中国的能源工业、水泥、电网、再生能源等行业的企业正在透过清洁发展机制，从发达国家引入先进技术，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目的。再将减排量出售给像富通银行这样的碳交易商，或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买家，获得利润。

“欧洲碳金融市场交易量大概为1100多亿美元，全球自愿碳市场交易量大概只有3亿到4亿美元，但中国这边还谈不上。因为中国是主要的卖方，没有真正的交易。”陈赵杰称，碳交易这块比较大、比较虚，现在中国还处在初步摸索阶段。

陈赵杰曾搭桥，为陈日铃的万信达企业集团和来自湖南某水电项目项目对接，做“碳中和”，但“这也只是一个自愿碳交易项目”。“中科院能源所也做了几个相关项目，珠江啤酒(002461,股吧)也有做，但算不上常规的金融买卖，也算不上真正的碳交易。”

今年5月起，东润发基于ISO14064辅导创科集团（TTI）编制企业温室气体清单（亦称“碳盘查”），并以此为起点结合创科集团的发展规划，全面开展碳排放管理工作。创科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各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趋势下，国际上众多的大型采购商业在着手实施企业的碳减排，并要求供应商实施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和碳减排计划。作为家居装修工具及建筑工具的世界级供应商之一，创科集团的产品主要出口至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区，有意通过碳排放管理战略，提高产品竞争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陈海鸥承认，目前，国内排放权交易所主要的交易类型也的确是基于一些标准的自愿减排交易。例如今年5月，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主办的第四届中芬低碳城市论坛、深圳大运会“碳中和”项目等等。

陈海鸥称，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是CDM项目的主要供应方，但发展至今，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话语权仍非常有限，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争取更多话语权，是历史赋予国内交易所的使命。

即便是自愿碳交易市场，盘雨宏认为目前也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是认识上还是操作上都缺乏成熟的理念及运作模式”。他告诉记者，当前自愿减排市场的参与者主要为两类，一类是想展示企业良好形象，进行品牌建设，一类是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需求不足支撑起整个市场。

“卖碳”并非空手套白狼

现在，更多人看到的也是碳交易市场光环闪耀的一面，不少企业正在或者想要将自己的碳减排量卖到欧洲。很多人认为，这简直是“无本交易”，但事实并非如此。

陈赵杰称，其实，并非所有企业都适合“卖碳”。

在东润发公司，CDM项目开发的一般流程是：业主提交拟建或者扩建的潜在CDM项目；东润发公司组织人员对该项目进行识别、开发出CDM项目设计文件（PDD），并提交给联合国指定经营实体（DOE），即CDM中的第三方独立审核机构进行审定；随后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再返回DOE，完成CDM项目的再次审定；接着，将该CDM项目提交给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进行项目注册；由企业和东润发公司一起制作该CDM项目实施、监测以及监测报告，提交给DOE，进行对该项目减排量的核查及核准，再由EB对该项目减排量进行签发。最后，业主通过和买家核证减排量交易，才能最终获得“卖碳”收益。

“整个CDM流程下来，企业大概就需要花费100万元的成本。项目大，减排量多，那还可以。如果项目不大，减排量太小，就没有必要了。比如一些本身就是节能的项目，一年减排后才省下五六十万，再花100万去做碳交易，对其而言，反而不划算。”

在陈赵杰眼里，东润发扮演的更多是券商角色。“碳资产和股票一样，都是金融产品，有自己的交易所，有自己的买方和卖方。”

中国企业进行碳交易的不确定性也在日益增大。《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结束后，将会形成一个怎样的新的碳交易规则，现在谁都无法确定。而且，新的交易规则肯定也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磋商。

陈赵杰称，自己一直在观察市场走势及国际行情的变化。“做碳交易的门槛主要是资源和专业。中国国有企业做这一块的估计是五个手指头就能数得出来，现在更多的是私营企业和外企。我们现在也不只是跟广东的企业竞争，更多的是跟国际企业，如印度、欧洲的企业竞争，当然，也有合作。”

在陈海鸥看来，时至“后京都时代”，中国已经将排放权交易相关的政策信号明确。“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要建设碳交易市场。目前，国家正在研究计划启动国内的碳交易试点工作。据了解，近期也将颁布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以规范碳交易市场。碳交易试点已经提上日程，中国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即将启动。他同时表示，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目前各大交易所的主要任务还是在共同培育和建设碳市场上。有了市场，我们才能谈竞争。”

“深圳将在2012年开始启动COD的交易，这也将是国内为数不多的COD交易市场之一，我们正在为COD的交易做积极的准备工作，也将在COD交易市场的建设过程中为碳市场的建设锻炼团队，积累经验。”陈海鸥说。

盘雨宏指出，无论“京都时代”结束后，继续谈判的形势如何，减排机制以何种方式存在，碳交易机制是肯定会继续存在的。它符合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市场引导产业发展的必然过程，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空间，未来其发展将在更多的实践过程中进行补充完善。对中国的企业而言，碳排放交易提供了一种新的市场交易、融资模式，并引入了新的管理理念，相较于未来的强制性进入，目前企业的自愿减排的效益或有突出表现。而企业在进行碳交易的同时，仍需以提升自身减排能力为终极目标，将更有助与提升企业发展的空间。

不管CDM机制走向何方，全球节能减排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广州博创机械有限公司（下称“博创”）是一家专门从事注塑机生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从2002年12月26日成立至今，用了短短七年多时间就跻身行业前三甲。

博创董事长朱康建称，与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塑料机械的品种少、能耗高、控制水平低、性能也较不稳定，因此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升级、实现技术自主创新、促进企业持续发展成为塑料机械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未来塑机产品将向大型化、精密化（微型化）、高速化和节省资源、节能能源、循环利用的方向发展。”明确了发展趋势，博创根据市场显示需求和客户技术要求，对现有产品进行升级改造，并开发出了新一代的BS伺服节能系列产品，通过开发模块化集成结构，运用先进的信息软件和控制系统、扩大电子技术的应用，对设备模块进行“组合和匹配”，从而提高注塑机的生产效率和使用功能。该系列经过国家塑料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节能指标超过国家I级节能指标，同时获得了能耗等级I级证书。

让朱康建没想到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凭借环保节能项目，今年，博创获得了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巨额低息贷款。同时，其节能环保注射成型设备也获得了由广东省财政下拨的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

绿色项目迎来千万投资

在注塑产品的成本构成中，电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依据注塑机设备工艺的要求，传统的注塑机油泵马达耗电占整个设备耗电量比重高达80％－90％。随着能源问题的日益严重，节约能源变得越来越重要。博创通过对BS系列进行升级改造，推出了更为先进的高速节能全自动塑料成型机，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

无独有偶，为了推行绿色环保，亚洲开发银行也在全国各地开展能效电厂项目。单在广东就设立了2亿元的滚动资金，帮助广东省企业进行设备改造和节能减排。

在一次与某银行行长会谈过程中，朱康建得知该项目，并迅速安排员工从网上进行情报收集，由于自己企业各方面条件都能符合该项目要求，很快就拿到了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低息贷款。“利息是银行同期利息的六折到七折。很低。项目申报后，迎来的是政府相关机构、项目组等轮番的考察。从一开始的概念认同，到经历了财务考察、用户考察、技术考察等之后，完成最终的审核，整个过程相对顺利。”

朱康建称，“能效电厂”并不在现实中存在，而是通过鼓励用户节能、采取新技术等，以其省下的电能“计算”为电厂发电量，相当于“再建一座发电厂的虚拟电厂”。

记者在博创项目申报材料上看到这样的描述：根据所测数据和客户使用情况反馈，博创BS伺服节能系列机器与国内其他公司普通PQ定量泵系统机器相比，节电约80％，与博创前一代变量泵系统BT系列机器相比，节电约40％-70%，与其他齿轮泵伺服节能系统相比，BS系列机器还可以节电约15％。同时由于机器采用闭环控制技术，加之伺服电机的快速响应特性，使得机器的控制精度和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而且在节电的同时，因为油温的下降可以减少甚至不用油温冷却水。机器的噪音也进一步降低。根据测试，BS机器的噪音值最低仅74DB，加上如采用电磁加料技术，将可以大大降低周围环境温度，使操作工人的操作环境大为改善，同时也可降低加热能耗30％左右。

朱康建坦言：“我们节能环保产品在总营业额中的占比已从去年的30％增加到今年的80％。短短一年时间，变化很大。”

节能改造收益大于投入

朱康建旅行欧洲时，曾听说过欧洲的碳排放、碳中和等项目，认为低碳环保必将是大势所趋。虽然那时候，自己的一些合作伙伴已开始着手做专门的节能减排，以碳减排量去换取收益，但朱康建更多地以为，只有水电站等项目才可以在碳交易中获利。但现在他的想法已完全改观：作为设备制造商，在节能降耗上应该更加有潜力。

但每年上千万的投入不可能是拍脑袋决定。朱康建请机构请专家，并在企业内部组织成员对节能改造的风险进行评估。结果，各方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可以做。

朱康建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改进后的注塑机生产一天大概可以省60度电。按八毛钱一度电计算，就是48块钱。“注塑机是高能耗设备，最大的成本就是原料加电耗。如果做汽车保险杆的注塑机，大概每小时可以节电50度，一天大概可以节电1200度，一天可以节省1000多块钱，一个月就是3万多元，一年就是30万元，能为客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些还不包括节水省下的费用。”朱康建承认，节能研发的投入也会增加一定的成本，如增设控制系统等程序要投入的花费就确实贵。“但根据我们的发展情况看来，仅仅一年节省下来的成本就能为支出买单。”

“我们最大的客户之一美的就指定要用节能产品。我们通过改进产品，提升产品的质量，不但降低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能耗，改造后的机器又能给客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满足了客户提高利用率、降低能耗诉求的同时，更有利于提升他们创造财富，提升竞争力。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客户。我们的感受就是节能环保利他的同时也能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