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节能减排概念走出学者书斋，成为硬指标时，以前习惯于只算经济账而忽视了环保账的企业，在市场机制、政策机制和监管机制三者结合的重典之下，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

　　 重庆在节能减排工作考核中施行行政问责制，已经进入倒计时。2008年，当节能减排直接进入官员政绩考核账册时，重庆破解节能减排之路值得期待。

　　金融惩戒利剑高悬

　　 3月1日起，企业减排不力将受到金融惩戒。

　　 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袁代建得知的这一消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中国银监会重庆监管局近日下发的《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有关工作的通知》，其核心内容可用“绿色信贷”概括之，也就是说，重庆将对节能减排不力的企业从信贷方面加以调控。

　　 现行法律允许环保部门对污染企业罚款的额度只有10万元，这样的处罚与企业偷排结余的成本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而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则卡住了企业继续发展的资金筹集路子。

　　 “这对企业来说很有威慑力。”袁代建对“绿色信贷”的概念虽一知半解，但对金融惩戒他早有体会。

　　 民丰化工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我国在西南地区惟一的铬盐生产厂家，铬盐产量亚洲第一，世界第五。但每生产一吨铬盐产品红矾钠，就要产生成倍的废渣。这让民丰化工卷入全国“环保风暴”，于2003年被国家环保总局亮出红牌，列为全国“十大污染案之首”。

　　 这起事件发生后，民丰化工在银行的信用下降，追款者络绎不绝。若要想继续获得授信支持，惟一的出路就是减排。

　　 袁代建庆幸当初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惜增加投入，引进新工艺进行一系列改造。

　　 三个月后，民丰化工就将完成搬迁改造，在潼南北区工业园安家，实现无污染加工生产。但对于更多的企业，金融惩戒已成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

　　 重庆市环保局称，已敲定与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与联动，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和通报制度，定期向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提供环保信息，实行金融机构信贷环保分类管理制度。

　　 在获得信息后，金融机构则会立即采取严厉措施。如对限制和淘汰类新建项目，不得提供信贷支持；对于淘汰类项目，应停止各类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对于未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企业，其信贷渠道也将被堵死。

　　 日前，兴业银行已介入重庆节能减排工作，率先开办了相关金融业务。

　　 “实现节能减排第一需要产业结构调整，第二需要技术推动，而要达到这两个方面的目的则需金融行业的参与，没有金融行业的参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句空话。”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认为。

　　 各方消息显示，继绿色信贷之后，环保总局还将联合财政部、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就绿色财税、绿色保险、绿色证券进行政策研究与试验，成熟一项就在地方推出一项。

　　 产业调整至关重要

　　 继绿色信贷之后，区域限批也将在重庆落地。

　　 从今年起，国家每年将对跨省河流的水质进行考核和评定，对存在污染问题严重的省市，将暂停在该省安排国家支持的项目，停止审批新增排污量的建设项目。这项有“连坐”之称的政策如何在重庆实施，据悉，其相关办法正在修改审查中，年内就将在各区县推行。

　　 在国家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夏训峰看来，许多工业项目都会涉及到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如未通过评定，不能新上项目，经济就没有新增动力，因此地方政府肯定已经感到压力。

　　 “事实上，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调整产业结构，以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重庆市经委相关负责人称，产业结构调整的程度会直接关系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但考量重庆现实，这一过程将异常艰巨。

　　 数日前，重庆市统计局发布的《2007年重庆市经济形势分析》认为，重庆工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有关，偏重的工业结构势必会带来高耗能、高污染，这使得减排工作任重道远，必须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才能有效解决，而这两条途径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2月13日召开的重庆市环境保护委员会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市长王鸿举勾勒了一个改革方向：重庆将实现全市产业结构由重向轻、产品结构由低端向高端转变。

　　 在重庆市经委的一份专门材料中，IT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创意产业，被认为是“由重向轻”转变的突破口，成为重庆市今年大力发展的产业。而一直作为重庆支柱产业的汽摩、装备工业、石油化工业和钢铁业，在该材料里却没有涉及。

　　 “这发出了强烈信号，重庆产业结构重型化的格局将发生改变。”重庆社会科学院企业所所长王秀模称，由于耗能高污染大，落后产能和钢铁业受到的冲击尤为巨大。

　　 今年内，重庆将对12户小钢铁生产企业实施关停并转，实现全市冶金行业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淘汰小水泥生产能力113.8万吨，完成4.35万千瓦机组的关停，继续整合煤炭行业，使全市的小煤矿企业从1182户减少到486户，小煤矿矿井从1378个减少到1050个。

　　 “如此大规模的动作，在重庆历史上还是首次。”重庆市经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效果将会立竿见影。

　　 去年的实践已验证了这一点。2007年，重庆强制关停小火电机组27台，淘汰落后水泥立窑生产线18条，便节约70万吨标煤的能量。全年，重庆万元GDP能耗下降4.4%，高于全国下降3%左右的平均水平。

　　行政问责“铁腕”护航

　　 实施区域限批，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产业结构———一条清晰的节能减排路径已在重庆逐渐浮出水面。

　　 “但要得到顺利地贯彻实施，关键还要看地方政府。”王秀模坦言，因为除了成本的投入外，对企业实施关停并转，势必会在短期内让地方GDP在数额上有所缩水。

　　 但节能减排没有退路。

　　 1月30日，全市工业经济工作会传出消息，今年将全面启动节能减排行政首长问责制，如果完不成节能减排目标，相关地区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将被追责。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GDP能耗下降4.4%的目标，已被分解下达到40个区县和74家工业用能大户。

　　 以近日由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到相关单位的一份名为《重庆市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办法》为标志，在节能减排工作考核中施行行政问责制，已经进入倒计时。今年6月，重庆将完成首次考核。

　　 在王秀模看来，这是一项自上而下的“铁腕”政策。

　　 去年11月23日，国务院颁布的2007年第36号文件，包括《单位GDP能耗统计指标体系实施方案》、《单位GDP能耗监测体系实施方案》和《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三个方案，以及《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三个办法。

　　 几天后，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称，由于有了组织部门的参与，有关方面将依照上述文件，根据节能减排的成绩对官员进行奖惩。

　　 “这对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王秀模称，由此看来，重庆与国家的政策一脉相承。

　　 今后，未完成节能目标的省市政府领导不得参加年度评奖，整改不到位将被追责实行“一票否决”，国家暂停对当地高耗能项目的审批，“而到了省市一级执行时，无疑也会移植这一手段，考核下一级政府，重庆引入行政问责制就顺理成章。”王秀模说。

　　 在中国现有体制下，与“一把手”挂钩的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无疑最具效率。在实施的第一年，重庆破解节能减排之路值得期待。

　　
　　能源经济学家、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善用“市场之手”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

　　 上升到国策高度

　　 重庆日报：近来，中国针对节能减排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在您看来，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央的意图？

　　 林伯强：基于中国能源资源的状况、快速增长的经济现状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中国能源需求量将加速增长，如何兼顾增长和节约，将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中央出台的一系列“组合拳”表明，节能减排已然上升到国策的高度。

　　 可以说，节能减排是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之一，或许还是今后最困难的大事之一。而节能减排最终的成效如何，就要看地方政府如何执行了。

　　 重庆日报：我们注意到，对单位GDP能耗，国家早有要求，而每年能够完成的省市却非常少，为什么？

　　 林伯强：大幅度的节能减排目标，绝不是简单的节能和减排，也不是不计成本的强制性行政命令能够实现的。目前中央已将节能减排的任务下达到地方政府，并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措施。而专家普遍比较担心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将节能减排作为一次短期运动来开展。

　　 在我看来，地方政府必须转变观念，在思想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识到节能减排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工作。

　　 关键的“市场之手”

　　 重庆日报：在节能减排这场攻坚战中，政府需要更加严格地审查审批企业，并进行长期不间断的监管，这似乎还是没有完全摆脱猫捉老鼠的模式。在您看来，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和企业到底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林伯强：如没有政府在宏观层面上做出具有指导性、实践性的战略和规划，中国的节能减排就不会是持续有效的。

　　 这就是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中央最希望看到的是，在宏观规划政策的指导下，使节能减排成为一种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自觉的持续行为。

　　 重庆日报：市场手段才是最重要的？

　　 林伯强：是的，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在寻找与经济增长、能源利用和环境要求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方面，市场“无形的手”比政府“有形的手”更为有效。

　　 政府制定的包括行政问责、鼓励政策、考核办法等，都只是第二层面的，市场手段才是节能减排第一层面的决定性因素，节能减排的第一层面是节能减排的关键；通过提高能源价格来反映稀缺和环境成本，才会使企业和个人有节能减排的动力。

　　 重庆日报：要是提高能源价格，政府就不担心企业会把能源成本的上升转嫁给消费者，进而导致通货膨胀？

　　 林伯强：这个担忧是自然的，所以说节能减排才如此之难。

　　 能源价格会在宏观层面上对经济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发展与节能减排之间做出最优的折中，以避免因节能减排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再回到高耗能投资拉动型的增长循环中，这一系列问题都将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面前，成为考验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课题。

　　 重庆日报：一旦这些问题出现，政府该如何化解？

　　 林伯强：我要说的是，一个有效的能源价格机制并不排斥考虑居民的负担，政府可以对应该鼓励的行业或企业进行能源价格补贴，对需要补贴的群体进行直接补贴。

　　 可建排污权交易市场

　　 重庆日报：除了提高能源价格外，您认为还有其他有效的市场手段吗？

　　 林伯强：当然有，比如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

　　 目前，中国的第一个排污权交易平台已在浙江挂牌试点。我认为，对于重庆而言，建立这样的交易市场对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来说，会非常有效。

　　 重庆日报：如何理解排污权交易？

　　 林伯强：“排污权交易”这个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由多伦多大学的约翰·戴尔斯提出，如果能建立一个市场进行交易，企业就会发现，如果他们有效地减少了污染，他们就能同那些污染排放多的企业进行交易从而获得资金。

　　 由于利益最大化的作用，在购买排污权和减少排放之间，企业自然会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当减少排放成本高于排污权市场价格时，企业会减少一些排放而通过购买排污权加以补偿。反之，企业则倾向于通过减排“生产”更多的排污权并在市场出售。

　　 重庆日报：建立这样的市场后，是不是可以改变现在节能减排过程中，企业被动接受的心态？

　　 林伯强：是的，这对于让企业从“要我减排”变成“我要减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传统的行政手段是对一个地方或一个区域的主要污染物减排设立一个总体目标，通过行政命令让每个企业减排若干量，而排污权交易可以让企业更灵活、更快地达到减排目标。

　　 我认为，重庆若能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那将是降低节能减排成本的一个有效机制。

　　 设立绿色信贷、实施区域限批、调整产业结构、引入行政问责，重庆破解节能减排之路值得期待。

　　经济发展指挥棒

　　 悄然转变

　　 在节能减排考核办法浮出水面之前，绿色GDP曾一度占据上风。

　　 绿色GDP是指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这个指标的出现，让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损耗成为官员考核指标的可能。2006年底，重庆成为继北京之后全国第二个通过国家绿色GDP验收的试点省市。

　　 但试点不久，绿色GDP便在质疑声中于去年无果而终。

　　 没有能耗统计指标体系、没有完善监测体系，被认为是绿色GDP被叫停的主要原因。于是，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落实措施便迫在眉睫。王秀模称，这就是国务院为什么在随后同时推出《单位GDP能耗统计指标体系实施方案》、《单位GDP能耗监测体系实施方案》和《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三个方案，以及《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三个办法的原因。

　　 他认为，地方如何执行国务院文件，完成节能减排的目标是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问题是，节能减排能否替代GDP考核，改变经济发展的指挥棒。

　　 对此，新近的一些政策事件值得关注。

　　 去年7月3日，由于太湖等多个流域暴发水污染事件，国家环保总局将“区域限批”的处罚制度，用在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和5个工业园区。

　　 山西省对119个县市区进行综合考核后，河津和孝义两个山西省仅有的百强县，因高污染工业的膨胀和环保不达标而被取消了评优资格。

　　 另外，进行了多届全国百强县的评比今年戛然而止，尽管国家统计局的说法是另有工作进行，但更多的猜测是国家对各地发展的指标测评也在悄然变化。

　　 “显然，节能减排仿佛一根指挥棒，对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和利益追求，已经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王秀模称，经过近十年的持续增长后，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得不思考如何进一步兼顾增长和节约、环境和效益的时候了。

　　 在王秀模看来，毫无疑问，中央冀望通过对节能减排的考核来改变一些地方官员唯GDP是论的观念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