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博迪的案例对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煤炭业又有哪些启示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

1、从公司层面而言，投资决策的失败可能是致命的。

在市场竞争中，尤其是在周期顶点，基于过度乐观的假设做出的收购决定，很可能在周期低谷成为公司业绩的包袱，甚至拖垮整个企业。皮博迪于2011年斥资51亿美元杠杆收购澳大利亚Macarthur煤炭公司。当年，由于亚洲钢铁冶金行业对煤炭的需求非常旺盛，因此Macarthur看起来是宗令人垂涎的资产。但是，回过头来审视，2011年正是亚洲煤炭价格最高的一年，随后煤价便一路向下。公司收购MacArthur时的资源储量价格高达14.7元/吨，而行业目前资源价格估算仅有1-5元/吨，这使得公司背负了巨额的债务负担。这也给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敲响了警钟，必须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当地政策和风土人情有充足的认识基础上，以合理的价格实施并购，切忌对经济形势想当然、线性外推，在收购过程中盲目乐观、疯狂举债。

2、在产业步入下行期后，优胜劣汰和兼并并购是大势所趋。

环保是推动优胜劣汰的重要杠杆。美国政府从1970年起，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清洁空气及煤炭清洁利用的政策。环保政策的出台对行业整合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此后，80-90 年代，美国煤炭行业迎来了一轮并购重组的浪潮，这次并购潮不仅有发生在同行业内的横向并购，还有电力企业与煤炭企业之间的纵向并购。如前所述，这轮并购潮带来了行业集中度的大幅提升和龙头企业盈利状况的改善，同时纵向并购还实现了上下游联动，降低了上游煤炭资源产量的波动弹性，进一步提升产业集中度。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煤炭行业可以类比于美国的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行业内和跨行业兼并重组有助于提升产业集中度，理顺上下游的关系，改进煤炭企业的盈利状况。

3、煤炭行业政策的制订应综合考虑国家的资源禀赋和能源安全

“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能源禀赋的鲜明特点。对于中国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煤炭仍然是最便宜、最能自给自足的能源，煤炭仍将是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最大的品种。因此，我国的能源政策应立足于国情，在逐步提升其他能源如石油、天然气、太阳能、风电的占比同时，加大火电厂改造力度后，将煤炭转换成为低污染、低排放的可靠能源。

美国本土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内部大幅调整的核心还是源于其国家利益，通过“页岩气革命”在过去的十年，其能源依存度已经从30%降低到11.1%(图14)，使美国在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时更显游刃有余，对中国煤炭企业而言，既不应将美国煤炭企业所面临的行业困境简单归咎于世界能源领域的“去煤化”，又不能因为油气煤等大宗商品价格周期低徊而妄自菲薄。中国有中国的能源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十三五能源规划”的会议上强调“要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中国确实是煤电的超级大国，但相对而言也是全球清洁煤电(特别是高效低排放的超超临界煤电)的领跑者。在中国858.94吉瓦煤电装机中，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装机占43%，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煤电装机中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比例为26%(表3)。印度煤电装机为202.10吉瓦，但是没有超超临界机组，超临界机组仅占全部煤电装机的20%(表4)。

随着中国国内煤炭的消费上限确立，煤炭作为全球的大宗商品，其下一个需求增长点将来自越南和印度。纵观美国的出口历史，从 1950 年后，美国的煤炭即稳定地处于净出口状态。中国国内的煤炭行业供给过剩压力下，仍实现煤炭的净进口，一方面是企业的经营成本过高，机械化、信息化、数字化还处于发展初期，综合原因导致其价格偏高，与国际煤炭价格不具备竞争力，另外则是能源出口政策对其限制。

目前，国内煤炭对于出口的政策限制以及对于进口的政策鼓励仍对国内煤炭行业形成良性运转造成一定牵制，未来政策的改进力度将成为关注的重点。经过一定时间的中外煤炭竞争，与行业的整合、运营的提升，相信中国煤炭可以整装出发，深度参与国际煤炭大宗市场贸易，这也是能源行业深度变革时期有产业担当的企业浴火重生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上，皮博迪的失败是美国式的失败，这不是世界煤炭企业的失败，更不是中国煤炭企业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