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金融危机洗礼中，2010年悄然而至。

    在充满挑战和机遇的2010年，中国如何在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切实发展低碳经济。

    在新一轮的碳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这其中都面临诸多考量和变数。

    而节能减排考核则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中之重。

    分解节能考核指标

    相关人士指出,考虑到“十一五”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指标有望完成,“十二五”将继续维持能耗强度下降20％的指标。

    工信部节能司司长周长益日前透露，在工信部制定的“十二五”节能减排措施将包括：所有新上工业项目一定要进行能耗审核。企业的节能技术、能耗指标、水耗指标、资源消耗指标必须达到国内或国际的先进水平；同时坚决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工信部还将通过技术标准和产业政策，加快重点行业节能减排的分类指导和重点管理，狠抓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节能降耗和减排治污。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1月9日举行的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透露,在“十二五”时期,国家将严格实施节能减排考核,有关节能、低碳等各个指标将详细分解。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指出， “十二五”期间，行业协会和主管部委一起联动来加强节能减排的落实，根据不同行业的节能指标分解，再考虑各个省市的行业分布，可以测算出一个省需要完成的节能指标。

    解振华强调,下一步国家将加快发展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能源、工业、建筑、交通体系,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低碳技术产业化,增强经济的竞争力。

    “在整个规划的实施过程当中,要把这些指标分解到各个地区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实行严格的统计、监测、考核制度和目标责任制。”解振华指出。

    环保部所透露的“十二五”环保规划也指出，节能减排目前将会加强，考核地方与企业的减排目标将多与环境改善挂钩，而不仅是体现在数字升降上。

    “石油时代”呼唤能源结构转型

    专家们普遍认为我国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构一直成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掣肘，因此能源结构转型势在必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杨志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至今依然没有踏入“石油时代”的门槛，因为煤炭在中国一次性能源结构中始终占70%以上，这种情况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也落后50年。

    解振华指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能源结构中煤炭占的比例达到60%~70%，媒的碳排放比石油等能源高。

    由于我国工业能耗占了总能耗的70%，所以今后工业节能依然是节能减排的重要领域和主攻方向，周长益表示。

    韩文科在9日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表示，我国70%的能源要靠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新能源像风能，太阳能占的比例很少，2009年水电和核电加起来只有9%。

    但韩文科强调国家计划十二五期间，新能源比例要占到能源比重的12%左右，争取更高一点到13%。他重点强调核电要有较大的发展，核电到2020年实现装机7600万千瓦，十二五期间在3000万千瓦左右。

    “中国提出的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目标就与本国国情和发展能力相符，因此能够实现平衡发展。”杨富强指出。

    解振华指出，我国提出的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的目标是科学合理的。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能源强度”目标，要求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20％，以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凸显的能源约束，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国家发改委相关官员表示，中国正在酝酿推出一场新的经济振兴计划，主要针对的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这是继4万亿元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调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后，中国有望出台的又一项经济计划。

    “国务院已经听取了行业的几轮意见，正在完善新能源规划。”新能源规划将会在近期出台，韩文科透露。

    “要建立健全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各项配套的政策措施,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更多的要依靠市场的机制和技术进步。突出重点,逐步推进。”解振华说。

    据悉，工信部将通过企业技术的改造，支持节能减排的建设，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节能减排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解振华透露,目前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已经开始具体磋商,使用国际上“三可”(节能减排结果可报告、可监测、可核查)指南,在国内进行节能减排研究,未来将把“三可”的结果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公布。

    节能减排工作需要多方不懈的努力，杨志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一场“持久战”，“从1962年卡尔逊以《寂静的春天》一书揭开‘绿色革命’序幕开始到1992年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间经过30年的预热；再到1997年达成《京都议定书》又经过5年，35年的时间才把一项气候问题转化为可操作的经济层面的事宜，由此可见，要制定‘后京都时代’的减排指标并非一朝一夕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