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中国曾计划2010年将非粮燃料乙醇使用量提高到200万吨，到2020年燃料乙醇用量扩大到1000万吨。

目前，中国的燃料乙醇产能约为170万吨，其中约150万吨以谷物为原料，但这一发展方向因与粮食安全相冲突，进展缓慢。

“非粮”之路遭遇尴尬

为解决发展燃料乙醇“与民争粮”问题，2006年底，国家发改委下达紧急通知，我国生物燃料乙醇项目的原料应坚持以非粮为主，重点支持木薯、甜高粱以及纤维资源等非粮原料产业发展。然而因各地气候、环境差异大等问题，我国非粮原料资源也很有限。

2007年，作为生物燃料乙醇向“非粮”发展的转折点，国家批准中粮与中国石化合资在广西建设20万吨/年木薯燃料乙醇装置，并配套相应的木薯原料种植基地。然而这一举措对当地以木薯为原料的淀粉加工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中粮科学研究院武国庆博士告诉记者，2009年我国燃料乙醇总量约为170万吨，仍然有80%的原料来自玉米，与美国玉米燃料乙醇一样，国内燃料乙醇企业依然通过政府补贴保持微利。尽管目前中国只有两广等周边地区适合木薯种植，内蒙古、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适宜种植甜高粱，但资源量都有限。

因此安徽丰原集团积极出走，到东南亚国家购买当地土地种植木薯来供给企业生产所需原料。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肖明松说：“走出去是解决乙醇生产原料困境的途径之一，但需要承担比国内更大的风险，除应承担来自自然的风险以外，还涉及到当地政府政策、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等一系列问题。”

另外，由于燃料乙醇价格随国际油价波动而波动，因此有专家测算，只有当原油价格上升到每桶80到90美元时，生物燃料乙醇才能迎来春天。“我国成品油价格是国家政府行政控制的，因此生物燃料乙醇一方面受到来自国国际市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原料价格波动的影响，两面受挫，处境比较艰难。”武国庆说。

降低成本还需假以时日

据了解，作为全球最大的乙醇出口国，巴西2009年燃料乙醇产量为1900万吨，正在觊觎中国的车用燃料市场。肖明松向本报记者透露，巴西多次派代表团来华要求对我国出口乙醇酒精，并没有获得政府部门认同，主要原因是进口乙醇会对国内刚刚形成的生产、管理、市场、产业政策以及财税补贴办法等造成巨大冲击。

然而，就中国自身的燃料乙醇产业来讲，却和市场发展目标有所脱节。截至目前，国内5个燃料乙醇项目除河南天冠外，中粮已经以控股和参股形式掌握其中四个，成为该行业领跑者。

即便是中粮，目前每吨燃料乙醇的成本是5000—6000多元，仍然需要依赖国家补贴。据了解，如今国家发改委对燃料乙醇项目给予的是弹性补贴制，一般在1000到2000元之间。国际油价走高、原料价格走低时减少补贴；国际油价下跌、原料上涨时就增加补贴，以保证企业有盈利。

武国庆向记者介绍，目前美国、巴西和中国都在加大力度研发第二代纤维素乙醇技术，近些年发展很快，接近产业化的技术在国外已经建设多套工业示范装置。此技术如果获得突破，中国有望在未来3到5年内实现生物质纤维燃料乙醇产业化。

“目前最大的技术难题还在于酶的转化，要降低成本还需假以时日。”武国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