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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解析鄂尔多斯财富故事 |
| 时间：2010/5/21 |
飞机经过一阵剧烈颠簸终于降落在了鄂尔多斯机场。我们走下舷梯，脚下踩着的土地正是中国最大的煤炭富集区的核心地带。这条煤炭带东起陕西榆林，然后一路向北，经神木、大柳塔，过陕蒙边界，跨越乌兰木伦河到内蒙古上湾，折向西纵贯鄂尔多斯全境，直达与阿拉善交界的乌海。几百公里的狭长区域，是我国最重要的能源走廊。
在鄂尔多斯8.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48%是无法居住的沙漠，而70%的地层下，都埋藏着煤矿。已探明储量1676亿多吨，预计储量近1万亿吨，约占全国总储量的1/6。每天，全国煤炭所需总量的1/8就来自鄂尔多斯。除此之外还有750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约占全国总探明储量的31.8%。我们每向前走一步，脚下都是财富。
所谓羊(羊绒)煤(煤炭)土(高岭土)气(天然气)构成了鄂尔多斯富足的资源体系。如同大风堆起沙丘，中国经济大气候使鄂尔多斯迅速崛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那些埋藏在地下已经亿万年的黑色矿产，从未像今天这么值钱。在2005到2009年的4年中，它直接推动了鄂尔多斯的发展奇迹——GDP与财政收入都翻了近两番。GDP从2005年的550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100亿元；而财政收入，2005年只有93亿元，2009年增长为365.8亿元。如果再将时间推至2000年，我们惊奇地发现，鄂尔多斯的经济总量是在以9年14倍的速度膨胀。
也许在5年之后，这座城市的人均GDP真的可以超越“东方之珠”、亚洲的金融中心——香港。
财富的快速聚集，使鄂尔多斯处于剧烈的突变之中。所有的变化都是以跃进的方式运行，而非循序渐进。新城市、新产业、新经济模式、新需求、新富阶层与新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有趣的社会图景。充裕的资本在这块土地上左冲右突，寻求出路。财富之外衣下，是一场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迁。
由此，鄂尔多斯讲述了一个特殊的中国故事，她甚至颠覆了我们以往30年延续的梯度发展理论，形成了一个“反梯度”的案例。
事实上，鄂尔多斯的财富故事并非坐拥富矿那么简单。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积累后，如何使用财富、驾驭财富，就成为政府与“煤老板”们共同面临的问题。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叫做“资源诅咒”，指的是过分依赖资源，反而限制经济的发展。初级资源型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导致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科技能力的提升受到限制。在某种意义上，破除“资源诅咒”即是对自身生存模式的革命甚至颠覆。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
财富裹挟着鄂尔多斯前进，同时也使她具有了冷静取舍的机会与议价能力。而这种自由度和可能性，恰恰是当下中国众多城市所不具备的。■
鄂尔多斯：财富背后的逻辑
煤炭为鄂尔多斯带来了第一桶金，创造了第一批富人。这座沙漠中的城市如同坐上了火箭，飞速发展。如果将这一巨变仅仅归结于能源价值的重新发现，则过于简单。
财富改变了鄂尔多斯的发展轨迹，也带来了重新选择的机会。
主笔◎李伟
城市化运动
透过我住的酒店的窗子，可以看到竣工不久的鄂尔多斯大剧院。
大剧院的设计灵感，源于蒙古族男女的头饰造型，两组之间以连续曲墙相连接，既具有强烈的动感，又体现出浓郁的民族歌舞特色。剧院中包括1420座的大剧场、730座的音乐厅、128座及169座数字电影厅各一个。并安装了最先进的英国哈克尼斯超巨型背投高清屏幕。
傍晚时分，有着沙漠颜色的外立面、镶嵌着宝蓝色玻璃的大剧院，在夕阳的映照下，如同妩媚的蒙古新娘。
康巴什，蒙语的意思就是康师傅。5年多前，这里还是毛乌素沙地边缘的小村子，人口只有1400人。而现在，一座面积超过32平方公里的新城，如魔法般从沙漠中生长出来。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城市中心广场的主题，那座造型独特的大剧院不过是周边7座现代建筑之一。
广场北侧是一组名为《闻名世界》的青铜雕像，用铜480多吨，共分为5个部分，反映了成吉思汗从出生到征战四方的历程。其中一座名为《海纳百川》雕塑，反映了成吉思汗招贤纳士重用各民族人才的故事，道士造型的人物应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丘处机。
广场的南侧排列着大剧院、博物馆、文化艺术中心、图书馆等公共建筑。博物馆的设计造型取材于鄂尔多斯地方特有的红砂岩的结构造型，像一块不规则的蜂窝岩石。紫红的外立面与对面大剧院的黄沙色，遥相呼应。
图书馆的外形就像三本立着的书本，分别代表着蒙古族三大历史典籍：《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和《蒙古黄金史》。会展中心在造型设计中融入了多种体现蒙元文化的符号和元素，入口会堂是个蒙古包造型，后面的一个大会堂和三个大展厅是马鞍造型。
一个大时代的到来，城市和建筑往往与其互为表里。凝重悲壮的成吉思汗雕塑群代表着鄂尔多斯的历史；而广场另一端，锋芒毕露的现代建派筑群则象征着一段毫无规则的新历程。强劲的西北风掠过鄂尔多斯高原，粗粝的沙子扑打在绮丽而庞大的建筑上，那种感受异常奇妙——历史的变迁似乎全无过渡，无从缓冲，铁马金戈的大汗时代与现代文明只隔了一条几十米宽的马路。所谓崛起，就如同当年的蒙古铁骑，扑面而来，只争朝夕。
康巴什新城的建造源于2004年，它与附近伊金霍洛旗的阿勒腾席热镇、东胜老区互为犄角，共同构成鄂尔多斯的核心城区，控制面积100多平方公里。
经济的跳跃式发展，需要更多的工业园区，更大的城市，更宽的道路，更充裕的水源。在这种背景下，老城区东胜不堪重负。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涵上世纪80年开始工作。“那时候东胜很小，只有4万人口，有句顺口溜说东胜是‘两条街、一条狗、一个警察、一只猴’。”曾涵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当时，缺水问题就已非常严重，“每天只能一早一晚放点水”。
东胜区已经从4万人膨胀到80万人，水资源更加紧张。这里周边多为丘陵沟壑地形，扩展开发成本较高，难以承载全市今后经济增长。这时候，距离东胜20多公里的康巴什就进入了新城区的选址方案中。这里邻近乌兰木伦河，是一片平整的荒地，开发成本低。同时与老城东胜保持了较大的距离，为未来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按照规划，东胜、康巴什与阿勒腾席热镇将成为鄂尔多斯的中心城区，未来总共容纳130万左右的人口。
2006年大部分政府机关搬到了康巴什的办公楼中，市委书记杜梓已经把家搬了过来，春节就是在康巴什度过，而非呼和浩特。中午公务员餐厅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装修，随着公务员小区落成，更多的政府人员也将搬家。
目前康巴什人口约2.8万人。按照规划到2020年，新区人口将达到30万。随着康巴什华泰汽车生产线的逐步完工，20多个配套企业也将陆续入住，仅这个项目就可带来2.2万个就业岗位，约10万定居人口。在鄂尔多斯8.7万平方公里中，约50%为生态保护区，禁止开发，每年都有10万左右的农牧民迁入城镇。未来，鄂尔多斯的总城市人口将达到130万左右，城市化率将超过80%。
空间的拓展反映了城市的变迁，只不过这种变化以“突进”的形态展开，而非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渐进”。十几个工业园区分布在沙漠绿洲上，已经形成规模，在某些村镇甚至出现了四星级的酒店，享受五星级的服务。
乌兰木伦河畔正在兴建鄂尔多斯的金融CBD。“我们的GDP已经超过了西安市，为什么不能争取成为西北地区的金融中心呢？”鄂尔多斯市金融办公室主任孙建平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狂飙时代
康巴什的崛起与一个狂飙时代同步。
就在新城破土动工的2004年，煤炭的坑口价终于从20元涨到了40元。这一年，鄂尔多斯GDP达到了380亿元，人均2.6万元，超过了全国和全自治区的平均水平。从此以后，随着资源价格的一路飙升，鄂尔多斯的GDP也坐上了电梯，到2009年达到了2100亿元，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支撑这个数据的不过是160万鄂尔多斯人。
去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连辑在第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宣布，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将超过香港。但这条“未来时”的信息后来被误读为“完成时”。2009年香港人均GDP折合人民币约为20.5万元，比鄂尔多斯尚多出6万元。
事实上，完整的表述应该是，5年内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将超过香港。一个中国西部沙漠中的城市，她创造财富的能力将有可能与香港比肩。而后者，作为东方之珠、亚洲金融中心，是中国城市仰望30年的经济制高点。
2006年，刘宇东来到了鄂尔多斯，此前他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咨询顾问公司。他的一位大客户是鄂尔多斯老板，当他第二次来到这里时，就决定接受甲方的招安，成为老板旗下路桥公司的副总经理。“到处都在施工，修路、盖楼，兴建厂房，我感到到处都是机会。”刘宇东说。
200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只有1.17亿吨，到2009年则达到了3.3亿吨。在4年的时间里，产量增长了近两倍，而价格则增长了7～8倍。煤矿的规模不断扩大，从几万吨到上千万吨，大型机械代替了人工采掘。每天有超过10万辆重型卡车奔波在鄂尔多斯到包头的公路上。煤炭从鄂尔多斯的土地下挖出，在100公里外的包头装上火车，沿着铁路运到秦皇岛装入海轮，再经渤海、黄海、东海进入长江口，输送到东部工业基地。另有20%的煤炭，就地转化为电力或者甲醇、二甲醚、烯烃等工业原料，甚至成为柴油和汽油。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正在成为这里的支柱产业。
发电厂、化工厂、大型机械厂、汽车生产线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从2007到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3000亿元。
2007年，鄂尔多斯机场建成使用。此前，刘宇东一直在包头下飞机再转乘大巴。“起初，一架航班只有十几个乘客，有时候还没乘务员多。”刘宇东说，“但很快，飞机就被填满，而且从不打折。”大量的冒险家、投资客涌入淘金，同时本地的富人们成群结队地前往大城市消费、置业。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一座航站楼已经不堪重负，第二座航站楼的修建已提上日程。
财富如同落入沙漠中的雨水，迅速进入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之中。布日都梁是鄂尔多斯市郊著名的原生态羊肉餐饮聚集地，鄂尔多斯人的夜生活常常从这里开始。但享受快乐的不仅是食客，从布日都梁到市区的公路上，洒落着大小不一的煤块，沿途不断闪过拖着板车捡拾煤块的农牧民。据司机介绍，这些人平时光靠捡煤块就能生存，有些人一个晚上竟能拉回一吨。
这座城市有1800辆出租车，但是通过路虎旗舰店卖出去的越野车就超过了2000辆。在东胜铁西新区，到处都能看到洗车行。在每个洗车行门前，总会看到价值百万元的豪车在排队洗车。50元一次的洗车价格丝毫阻挡不了洗车的热情。
高档餐饮业的繁荣顺应自然。鲍参肚翅是高档酒楼的标配，而且价格更高。“开车去包头吃饭也要比鄂尔多斯便宜很多。”刘宇东说。食客的口味也愈加挑剔，酒店的总厨更换频繁。我们所居住的酒店与一家香港餐饮集团合作，专门请来了香港师傅料理鲍鱼。每天早餐时，都有操着粤语的厨师，在一旁观察食客的口味。高端服务业人才炙手可热，这家酒店的餐饮负责人刚刚被另一家煤老板开的饭店挖走，身价是50万元的年薪外加一辆奥迪车。
“黑金”沉浮
2005年以前，煤矿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矿主、技术员或挖煤工，而是厨师。矿上有一位能烧得一锅好羊肉的厨师至关重要，这样就可以吸引往来的货车司机，把煤卖出去。“好吃好喝，往往还要买5吨，送5吨。”鄂尔多斯煤炭局办公室主任郝建军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鄂尔多斯人脚下的煤矿根本不值钱。
鄂尔多斯煤炭业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全市只有十几处小煤矿。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新华社发出的有关本地区发现巨大煤海的信息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鄂尔多斯依旧寂寂无名。中央大型企业更多选择了山西与东北作为能源基地，规模化开采。因为这两个地区距离工业中心更近，交通也更便利。
“8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了‘有水快流、大中小并举’的发展策略，地方民营煤矿开始大量出现。”郝建军回顾说。但当时煤矿规模很小，大的也只有十几万吨，大量由私人投资的乡镇煤矿是开采主体。地方政府难以争取到中央大企业的进驻，更多的是鼓励本地企业发展。本地煤炭巨头伊泰集团董事长张双旺，就是在80年代后期，放弃副处长的职位下海创业。他从政府借款5万元，从银行贷款30万元，带领30名冗员自谋出路。而政府唯一指望的就是，他能够把5万元借款还上，并且把政府分流人员养活。
这种相对落后的发展状态，形成一段时间内的央企真空。反倒使鄂尔多斯的私营煤炭企业势力强大，后期改制也更加彻底。并陆续培育出了伊泰、亿利、伊东、汇能、乌兰、满世等地方大型矿企。这是与山西中央企业主导的产业格局有较大不同，使得此后鄂尔多斯财富的民间化程度也更高。“2009年全市产煤3.3亿吨，其中2.1亿吨是本地民营企业开采的，只有1.2亿吨由央企神华集团开采。”郝建军说。
但是，煤炭的价值并没有那么快显现。2000年时，鄂尔多斯GDP仅150亿元，是现在的7%。地方财政收入更不可同日而语，2001年只有18亿元，相当于2009年的4.9%。
转机出现在2005年。从2003年期中国经济进入一轮爆发周期，尤其是以重工业、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二次工业化发展迅速，对能源需求日益强烈。东部城市拉闸限电严重。2003年底，煤炭价格开始上涨。2004年，鄂尔多斯本地坑口价从长期的20元左右，涨到了40元。
鄂尔多斯人脚下的黑煤开始变成“黑金”。“但大多数本地人对此无所察觉。”郝建军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发财了。”郝建军还记得，2005年初煤炭局做计划时，把每吨100元的价格作为当年的“奋斗目标”。
这年初，大量的南方人来到鄂尔多斯收购煤矿，他们提前看到了能源价格上涨的趋势。“北部普通煤矿一下子可以卖几百万元，南部精煤区的矿甚至可以卖到2000万元。鄂尔多斯人祖祖辈辈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大量本地人就在这个时候把矿卖掉了。”郝建军说。
整个2005年都充满了投机与暴富的气息。从年初到年底，煤矿被层层炒卖，不断倒手，增值了10倍。“南部精煤区的矿都卖到了上亿元，矿主更换频繁。”郝建军说，“我们下到矿里去，隔了十几天矿主就不认识了。”一个个暴富神话被口耳相传不断放大。
“他们买到矿后，不会加大投入，就是赚一点现实利益，然后等待下一个买家的到来。但对地方经济来说，更需要正规的行业和企业，需要长远规范化的发展。”郝建军说，“在这种情况下，搞煤矿不是做实业，而是投机游戏，根本无法扩大生产，提高功效，提高安全水平。”
另一方面，政府也已经看到，经济景气周期到来，煤炭价格进入了上升通道，只有提高产量才能够为地区带来持续稳定的财富。于是鄂尔多斯政府做出一个超前而又大胆的决定，继续对剩下了572家煤矿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行大范围的技术改造，3年内完成整合攻坚战。这项措施比相邻的山西省早了4年。
而具体的做法就是，将产能小、地块邻近的煤矿进行整合重组，先重组后关闭再技改，小矿变大矿，落后变先进。“只有煤矿变大了，才有可能搞机械化，产量才能提升，资源利用率才能提高。”郝建军说。产量提高了之后，随着煤价攀升，煤矿才有可能成为地方的“现金牛”。也唯有如此，地方经济与财政才能从煤价上涨中受益。
但500多座煤矿产权分散，属于大大小小不同的矿主，整合难度极大。“最大的困难在于这种产权整合缺乏法律依据，小煤矿主为什么听你的把股份合起来呢？”鄂尔多斯市选择了另一种途径，即以回采率为标准，撬动产权杠杆。按照原煤炭工业部的规定，煤炭企业的回采率必须达到75%以上，但在执行时打了很大的折扣。“我就拿这条规定来卡住矿主，达不到标准就关掉。实际上只有大煤矿，实行机械化生产才可以实现75%的回采率。”郝建军说。
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原来的552座煤矿关闭了整整50%，只留下了276座。到2007年底，剩下的276座煤矿全部实现了正规化、机械化开采。与此同时，煤炭的财富效应开始在社会管道中逐级传递。
以煤矿征地为例，矿主必须与土地所有者进行单独谈判，根据不同的位置，逐级制定价格。如果是设计为井口或通风口的位置则价格极高，一个圆桌面大小的区域可以卖到20万元。如被煤矿征地，一户农牧民可得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土地款。
财富的增加，除了那些传说中一夜暴富的发迹者，更体现在社会整体工资的提升。
井下工人的月收入在8000至1万元或以上，视技术水平而定；井上工人收入为4000～5000元，小工包吃住每天100元。餐厅传菜员的收入都能达到3000元。“我们公司请了一名打扫卫生的小时工，每天早上擦擦桌子，下午扫扫地，其他时间不在这里。每个月给她1800元。”一位地产开发商对我说。而大公司的中层们，挣着七八十万元的年薪，开奥迪Q7上班。
用资源干什么
如果问一名鄂尔多斯官员，这座城市的发展模式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依靠资源，而不依赖资源。”也许还会反问你：“资源条件、基础设施比鄂尔多斯好的地方有很多，为什么偏偏是鄂尔多斯？”
无论公共财政还是个人财富，煤炭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那么接下来，财富该向何处去？能够持续发展的路径又是什么？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用煤发电，让煤从空中走。”鄂尔多斯市发改委副主任张占林在接受采访时说。鄂尔多斯交通很不方便，最近的铁路大动脉是包兰线，挖出来的煤不可能完全运出去，而且运费极其高昂。坑口200元/吨的煤炭，到了秦皇岛，到岸价就为六七百元。郝建军曾经在河南调研发现，本地煤价还在40元/吨的时候，河南已经可以卖到700元。
交通问题一直是鄂尔多斯煤炭发展的瓶颈，但也促使他们去想更多的办法，发电就是其中之一。90年代后，鄂尔多斯修建了大量的坑口电站，现在装机容量达到1070万千瓦。曾经亚洲最大的火电厂——达拉特就是这一时期兴建的。
但由于电网建设比较滞后，网络容量有限，发出的电上不了网，目前鄂尔多斯市每年窝电300万千瓦，占总装机的30%。
煤是鄂尔多斯最优势的资源，也是产业布局的起点。于是煤化工业就成为鄂尔多斯一个重要选择。“我们一直希望煤的产业链能够不断延长，附加值不断提高，而不仅仅是提供原材料，我们要使经济增长由原料输出型向转化增值型转变。”张占林说，“这是第一个转型方向。”
目前已经广泛引进的是煤制甲醇和二甲醚生产线。甲醇和二甲醚都是应用广泛的化工原料。一吨甲醇可以卖3000多元，它的成本是2200元左右，比简单的采掘煤矿利润更高。“我们现在希望将煤化工的产业链再继续延伸，引进煤制烯烃项目。”张占林说。而烯烃可以直接用来生产塑料等日常用品。从政府财政的角度看，产业链每向前延伸一步，产品就产生增值，而政府则增加税收。
另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则是煤制油项目。其中包括神华集团的世界第一条500万吨煤直接液化生产线，以及伊泰集团国内第一条48万吨煤间接液化生产线。
整个2009年，中国进口石油2.02亿吨，占到需求总量的52%。被誉为“中国科威特”的鄂尔多斯煤海，最终能否担起国家能源基地角色的关键，即在煤制油项目的进展。
在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旗，神华集团的一期108万吨煤制油生产线已经落成。这种通过高温高压加氢裂解使煤直接液化的技术，大概可以使3吨煤转化为1吨油，同时大约需要10吨水。这里还拥有一项中国最大的碳捕集和储存工程，旨在消除造成全球变暖的气体。
而当地伊泰集团则选择了间接煤制油的技术路线，一期中试18万吨生产线已经出油成功。
如果这些技术听起来过于复杂的话，那么经济上的答案无疑更加简明而直接。鄂尔多斯经委副主任王利民告诉我们，按照有关专家测算，当国际原油价格高于35美元/桶时，煤制油项目都有利可图。
去年底，另一项鄂尔多斯煤化工的重点项目——煤制天然气也已经敲定。当地汇能集团设计的合成天然气16亿立方米/年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地点位于毛乌苏沙漠边缘的伊金霍洛旗，总投资超过88.7亿元。
我们在伊金霍洛旗采访时，宣传部干部苏瑞特地带我们去参观了一家煤炭机械的维修厂。宽大的厂房里停满了挖掘机和液压支架，这是两种最常见的井下设备——由液压支架撑起巷道，挖掘机在下面挖煤。“以前，鄂尔多斯没有装备制造业，这些机械都要用大板车拉到外地维修。”苏瑞说。
尽管这是一家科技含量平平的企业，却代表了鄂尔多斯产业布局的另一个方向——装备制造业。“矿区重型卡车每年就要更换2万辆。我们每年都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为什么不就近生产呢。”王利民解释说。
华泰汽车一期5万辆生产线已经投产。汽车厂投产后，年销售收入预计超过百亿元，税收超过10亿元，将提供2000多个就业岗位。二期工程已于2006年8月开工，总投资70亿元，年生产50万辆新型轿车发动机，25万辆整车，年销售收入计划达到505亿元，税收超过70亿元，提供直接就业岗位7000多个。
本地企业恒信集团与浙江精工集团合作的重型卡车项目也已经立项上马，今年将投产1万辆卡车。这是鄂尔多斯第二个整车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招商引资采取了资源交换的方式。“按照自治区的规定，引进重要项目，每投资20亿元可以配给1亿吨的煤炭资源。”王利民说。这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筹码，如果1亿吨煤炭，按照75%的回采率，可以得到7500万吨煤，以200元坑口价计算，矿产资源的价值达到150亿元。
但是对于外来的煤矿投资者，条件更加苛刻。规模是第一个门槛，要求露天矿达到300万吨，井工矿120万吨的标准，而且必须带入有益于本地的其他项目；必须要有50%的煤炭就地转化。也就是说，不仅要投资煤矿，还要投资相应的煤化工企业。“简单地开矿，我们自己就干了。”郝建军说。
煤化工与装备制造业成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方向。在鄂尔多斯GDP结构中，原煤的生产占据了约48%的比例，其他工业如电力、燃气、化工等共占据约10%。在这个意义上，鄂尔多斯仍是煤炭财政。“如果目前所有在建的工业项目完工，煤产业和非煤产业的比例就可以达到1∶1。”王利民说。
10亿元的投资规模，在当地已谈不上是个大项目。如果以投资拉动GDP的角度观察，鄂尔多斯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2009年，鄂尔多斯固定资产投资为1560亿元，2008年为1070亿元，2007年为800亿元，都占当年GDP的70%上下。上千亿元的真金白银砸下去，产出只是时间问题。
财富的蓄水池
鄂尔多斯48%的土地是沙漠戈壁，但现在这里却被投资家视为天堂。机会似乎俯首皆是。“你看见一辆拉着树苗的小货车，一个包工头带着一群工人在路边种树，不要小看他们。绿化工程每年也能赚上千万元。”刘宇东对我说。以他的观察，几乎本地所有的大企业都在走多元化的道路，煤矿、工程、制造业、房地产、酒店……几乎无所不能。比如本地最大的企业伊泰集团，就囊括了煤矿、化工、制造、运输、房地产等六大主业。
“大家都在跑马圈地，能拿到项目，再成立相关的公司都不晚。”刘宇东说。经过爆发式的发展，无论企业还是民众都积累了富裕的资本。而在诸多投资选择中，房地产成为企业与个人都热衷的投资领域。
走在老城东胜区的街头，你也许很难认同这是“老城”。工地、塔吊、售楼处触目可及，如果不是年代各异的建筑夹杂其间，可能恍然间认为自己处于某个新上马的开发区。2006年前，东胜区全部建筑面积为800万平方米，而2009年一年就建成了1000万平方米。今年则计划完工1200万平方米的建筑。根据鄂尔多斯市房管局提供的资料，这座160万人的城市现在有323家房地产开发商。
去年5月，何玮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他是北京华府置业项目管理中心董事总经理，受合作伙伴伊泰置业的委托，来鄂尔多斯做市场考察。“如果一年前你问我，我会很茫然，想当然地说，我不会去，这里是西部，人口少，开发量低，没什么机会。”何玮说，但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完成了几十组的访谈后，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鄂尔多斯。
何玮将2001～2008年鄂尔多斯的新开发面积相加，再除以城镇人口，发现平均每人32平方米。“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这意味着，人均新建商品房的面积足有32平方米，这还没有算上以往几十年积累下的住宅。”何玮说。如果按照表面的理解，7年内盖的新房足以让鄂尔多斯的市民全部完成一次住房更新。房管局的数字也印证了这一点：2000年到2009年，房地产开发规模年均增长39%。
似乎鄂尔多斯已经不需要再盖房了。但经过客户访谈后，何玮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忽视了这边客户改善性需求的愿望。”何玮说，“他们的需求与我们不同。我们是渐进式发展，需求曲线平缓上升。而鄂尔多斯的富人们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财富积累，他们的需求是跳跃式的，斜率很陡，改善性的需求很强烈。”
而当时鄂尔多斯市场上住宅品质普遍不高，同质化现象严重。本地富裕阶层大都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购买了高档住宅。
“但由于生活圈子的影响，他们更倾向于在本地居住。”何玮说，“而且尽管本地房价超过了呼市和包头，但最高房价也不过8000多元，与财富等级相比依旧很低，还有很大的价值空间。”而前些年几千万平方米的开发量，在一些外来地产商看来很多都是无效的需求，迟早会被换掉。
从市场角度看，房地产也成为富裕阶层的一种最普遍的投资方式。“这里买房子不是一套一套地买，而是整层买，或者整排买。”一位外地开发商对我说，“他们买房像存钱，甚至不愿意租出去。我们筹建办公室时费了很大力气租房，他们看不上那些房租，甚至嫌收租麻烦。”
企业的过剩资本与民众的改善型需求、投资欲望汇合，共同托起了鄂尔多斯市每年庞大的开发量。房地产就是一个财富的蓄水池。
“伊泰华府世家”是华府置业与伊泰合作的第一个项目，瞄准了鄂尔多斯的财富阶层。华府置业董事长鄂俊宇曾是北京豪宅万城华府和西山华府的操盘者。“这个城市发展很快，但并不是偶然暴富，从政府到企业家，都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气息。这是一群值得尊重的财富人群。”鄂俊宇说，“我们心怀敬畏。与伊泰合作是战略选择，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中，让这里的财富阶层在家乡就能拥有一流的居住品质。我们所做的，就是满足新增的高品质需求。”
伊泰华府世家还没有开盘，已经有圈子里的朋友前来咨询和预定。意向购买900多平方米的客户也有3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同样对大面积有需求。
融资系统：一摞书与一张纸
房地产是财富的蓄水池，但并非死水一潭。它同样属于民间资本循环体系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拥有几套房子的人可以更容易地从典当行或担保公司贷款，房子则充当借款抵押物。这是鄂尔多斯人热衷买房的另一个原因。
在这个资本异常活跃的城市，只有3家证券公司，却充斥着大量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和委托寄卖行。鄂尔多斯街道上，经常可以见到典当行、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的招牌或广告。东胜区黄金地段的中心巷，不足1公里的街道两侧便有十几家典当行。到2008年6月末，经鄂尔多斯市工商部门注册的投资公司414家，注册资金82.47亿元，担保公司159家，注册资金7.8亿元，委托寄卖商行46家，注册资金499.46万元，小额贷款公司1家，注册资金1亿元，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公司总计635家，注册资金93.1亿元。
这些机构充当了民间借贷的“中间人”。除此之外，尚有大量难以统计的地下钱庄。社会的闲置资本流向这些“中间人”，收取利息，实现增值。而中间人则将资金放贷给需要的企业和个人。这些典当行、投资公司调动资本的能力不可小看。一家本地中型的房地产企业老板告诉我，每年他们向典当行支付的利息就高达4000多万元。如果以月息3分计算，贷款额度至少有1.1亿元。
内蒙古大学的一份调研显示，50%的鄂尔多斯城镇居民都参与到了放款与借款的资本活动中。把钱投入到钱庄中，一般每个月可以得到2分利。如果投入1万元，一年下来就能赚2400元，而存在银行则只能拿到其中的零头。民间借贷市场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通过这种方式的融资成本也非常高，贷款的年利率是30%～50%。
民间融资机构吸收的资金主要投放在煤炭、运输以及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在发放贷款时主要看贷款人或者担保人的信誉如何。如果信誉好，抵押不足也没关系。而吸收民间资金时，人们主要也是看融资公司的信誉如何，信誉好打张借条就可以。
地产开发商和矿主成为主要的资金需求者，这两个行业的运行需要大量的资本注入。比如，一座煤矿完成技术改造至少需要两三亿元的资金，而这笔钱很难从银行获得。因银行需要“六证齐全”的放款门槛，但大部分没有完成技改的煤矿无法满足这个条件。
“国有银行是一摞书，股份制银行是一本书，而民间借贷就是一张纸。”鄂尔多斯金融办公室主任孙建平以此来形容不同机构放贷手续的繁简程度。他更愿意以主流金融和非主流金融来定义银行与民间金融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非主流金融弥补了鄂尔多斯主流金融业的不足”。
很长时期以来，鄂尔多斯的主流金融机构只有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各旗的农村信用社和鄂尔多斯城市商业银行。近几年逐渐引入了招商、交通、浦发、包商等股份制银行。但这些金融机构很难与大量的当地企业匹配。2009年，鄂尔多斯地区银行的存款、贷款余额的增速与银行资产增速都是全自治区增速的两倍以上。“在这种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鄂尔多斯的信贷满足度依旧较低。”孙建平说。
很多本地公司尚处于野蛮生长、跑马圈地的阶段，正规化程度低，无法满足银行放款的要求。同时，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社会资金需求旺盛；而民间财富急剧膨胀，也迫切需要出口。“这就出现了资本相对过剩和资金相对短缺并存的情况。”孙建平说。有人有钱找不到增值渠道，有人有机会但找不到资金。
而在某种程度上，民间借贷恰恰调和了这种矛盾。与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繁琐手续和高标准不同，民间融资的手续往往只需签个合约，甚至熟人圈内的口头协议。
每年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资金规模究竟有多大尚难具体统计。
2009年，鄂尔多斯本外币信贷总额1700亿元，GDP为2100亿元。在全国其他地区，信贷总额与GDP之比一般为1.1∶1，也就是说信贷总量应高于GDP。但从鄂尔多斯目前的结构看，信贷总额尚低于GDP 400亿元。况且对于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地区，资金需求量会更大，两者比值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种貌似隐秘而又参与度极高的金融体系，每年为鄂尔多斯补充了几百亿乃至上千亿元的资金缺口。并使大量的民间财富回流进到实体经济中，产生了更多的钱、更快的流转速度。
普惠的支出
2009年，鄂尔多斯财政收入为365.8亿元，平均每天收入1亿元。其中约有200亿元上交国家和自治区，约166亿元是由本地财政支配。这其中54%的比例，即约90亿元的资金投入到了民生领域，平均每人分享了6000元。随着鄂尔多斯的财富增长，民生投入逐年递增。而2005年时，鄂尔多斯还拖欠全市教师工资3000多万元。
我们最后采访的两个人是王巧梅和杨占明。他们似乎与这个金光闪闪的城市毫不相关，但却共同构成了财政与财富体系的完整性。
当我们见到王巧梅的时候，她正带着800多个孩子在进行消防演练，这样的演练每半年进行一次。王巧梅今年40多岁，她是伊金霍洛旗第一幼儿园院长，从事了20多年幼儿教育工作。3月份开学后，她的848个孩子都不需要再交学费和书本费。
伊金霍洛旗将免费义务教育从高中延伸到了幼儿园。至此，在6年的时间内，这个旗实现了3～18岁全免费教育。
第一幼儿园在阿勒腾席热镇上，是伊金霍洛旗条件最好的幼儿园，2008年旗政府投入1200万元进行重新翻建。王巧梅告诉我，每个孩子的室内活动面积为2.2平方米，高于国家标准0.4平方米，室外活动面积达到了2.5平方米。“这套玩具价值7万元，无毒无害一次成型。我们共有17套。”王巧梅指着大厅中一组塑料滑梯说，“幼儿园的东西都很贵。”
每个孩子一年的保育费与书本费接近2000元，少数民族孩子还免去了每天7元钱的伙食费。总共算下来，免去学费后，这样一所幼儿园的全年补贴就需要增加近200万元。除此外，每年幼儿园的运行费用需要130万元，教师工资200多万元。每年，各级财政对这样一所幼儿园总共投入高达500多万元。
全旗幼儿园共有6000个孩子，推行免费教育后，旗财政每年将增加至少600万元的财政拨款。
在鄂尔多斯，68岁的杨占明是位民间知识分子，他的一个房间堆满了草药和医书，其中还包括《千金翼方》和《本草纲目》。但知识并没有改变命运，生活依旧窘困。他当了20多年的民办教师，小时候自学了一些中医，靠看皮肤病为生。杨占明的老伴患有精神病、一个儿子出了车祸后生活也不能自理，全家靠他每个月不稳定的行医费用为生。
现在杨占明一家每月可以领到640元的低保生活费。更重要的是，他今年搬进了伊金霍洛旗50平方米的廉租房，每平方米每个月只需要交纳1元钱，一年房租不超过600元。
除了廉租房外，伊金霍洛旗的保障性住房还包括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其中限价房每平方米4000元，政府补贴其中800元。每户最高可以用3200元的价格购买100平方米，超出部分按全价购买。这是一项对所有人都开放的福利，即使开着宝马、奔驰的富裕阶层，也同样可以分享这100平方米的普惠政策。
在这90亿元的民生投入中，还有大量的资金进入了医疗、保险、移民安置等领域。今年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牧民最高可报销8万元医疗费，而支出每人每年只有10元钱。
公共财政对民生福利的倾斜，释放了更大的消费能量。2009年，鄂尔多斯本地消费高达30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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