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国在国际传媒界占据强势地位，美国政府也很善于借助媒体造势，致使包括媒体界人士自己在内的国内外公众普遍容易形成每次中美之间的经济磋商都似乎只是美方向中方提要求的印象。其实，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不是美国单方面向中国提出要求、中国照单全收的场所，平等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本特征。早报评论员认为，中方可以向美方提出的问题包括：美国如何切实调整其不可持续的储蓄-投资模式，降低财政赤字，切实提高储蓄率，从而为化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作出决定性的贡献；美国如何切实履行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的市场准入承诺，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共同努力制约某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避免挑起不公正的贸易争端，创造更可预期的商业环境；取消对中国商品的歧视性待遇，特别是在反补贴和反倾销问题上的“双重惩罚”问题，即一方面在反倾销实践中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商品实施反补贴法。此外，还有双方共同努力重新启动多哈回合等话题。

　　摩擦从来就比平和更能吸引眼球，每次中美经济协商前，那些近期性的问题、特别是双方发生了贸易争端的一些问题总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此次对话前夕，美国财长鲍尔森对媒体放话，强调需要取得一些“路标”(signpost)式的成果。对此，有人认为是对中国施加压力，但恐怕也可能是某种默契、有把握的表示。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路标”式的成果应该是指双方就近期争议的问题达成解决方案，这对于取得国内支持、保证双边对话机制平稳持续发展极为重要。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正在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有关部门还有必要对一些新出现的趋势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影响力传递途径及其对策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中方大可不必一味强调沪深两市市值占世界主要交易所市值总和的比重不足3%，毕竟股市影响力和走势的直接决定因素是预期而不是规模；而某些美国议员们也不必借机炒作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话题，双方何不就这个问题认真探讨一下呢？

　　甚至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本身的功能定位及其发展也可以作为对话的议题。中国经济崛起意味着西方主要经济大国需要强化与中国的经济政策协调，但西方国家的某些势力不愿意中国作为享有全权成员的身份加入七国集团的协商机制，中国又不可能接受俄罗斯那样的参与七国集团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时期内成为中国加入七国集团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