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不开煤炭产区的真实

      两年前，绿色和平、美国能源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三家机构，作出一个决定：用数字计算出大量开发、利用煤炭的背后，隐藏着的巨大环境、社会和经济代价。

      这个研究涉及到的方面比较广，不是单纯的经济学家就能完成的。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开始寻找国内合适的专家来研究。

      机缘巧合，一次偶然机会，让绿色和平的人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所的的王宏英，因为在节目上的一段评论，王宏英成为这个专家组的一员。

      最终这个报告由天则经济研究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多位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完成。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杨爱伦博士向记者介绍说，事实上，除了王宏英在当地作研究，提供数据之外，绿色和平和众多研究单位，都多次赴山西采集数据。包括杨博士，基本都是“脚踏实地”，和一些研究人员一起在山西考察。

      因为在他们看来，山西是一个煤炭大省，山西煤炭开采的状况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只有来到山西，才能真实地算出真实的数字。

山西最有代表性

      两年来，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多次到山西大同去采集调查。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也去了临汾、吕梁现场考察，和当地居民进行一些互动。

      为此，一同前往临汾、吕梁的刘爽说，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山西产煤，但是很多都服务于其他省份其他地区了，遗留给山西的却是很多环境、社会问题。

      能源专家杨富强博士说，他也亲自到了临汾、榆次和太原。

      年过半百的杨博士的体会更深，他告诉记者，很早的时候他在山西插队，那时候的空气环境比现在要好得多，而现在，他开玩笑说：“你要是恨谁，就把他送到临汾去。”

因为煤炭开发造成空气污染、地下水位下降的问题，以及开采煤矿时的煤矿工人的安全问题，在全国煤炭集中的地方都有。山西，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现在的成本不真实

      这份报告的题目叫《煤炭的真实成本》。

      经济学家茅于轼用了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所谓煤炭的真实成本，就是说现在的煤炭成本不真实嘛。”

      他继续解释到，企业运作的成本，叫作私人成本，除了这部分成本，还有一部分叫作外部成本，又叫作社会成本。

      什么是外部成本？这部分成本不是由企业承担，但是它给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对环境的污染、对生态的破坏，对大气的变暖。这些问题是一个负面的作用，如何把它算成钱。这个很难算，我们现在就是做的这样一个工作，把它算出来。把这个钱和私人成本加起来，这就是真实成本。

      而我们的现状是，现在的煤炭价格并不包含这个外部成本。

      现在的煤价成本，有相当程度地扭曲。有些钱该付的没有付。茅教授给《山西青年报》记者举例说，比如，挖煤的老板应该照顾到煤矿工人的安全，这个成本应该由私人来付。而当下的煤价看似高，却也包含着政府管制、市场不合理的因素。

煤炭外部损失年超1.7万亿

      要把煤价的成本真实地反映出来，就是这个课题研究价值的所在。

      而整个报告得出的结论也让我们感到吃惊：2007年，我国煤炭造成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外部损失超过人民币17000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1%。我国每使用一吨煤，就带来150元的环境损失。这其中还未包括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硫等温室气体所导致的气候变化的巨大成本。

      这里，我们又要回到山西问题上。

      杨富强博士初步计算，如果山西把它们对外部造成的损失计算起来，那么它的GDP增长率应该是负值。

      煤炭的开采所造成的外部成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都是政府在买单。这就是煤炭成本的不真实，没有反映煤炭真实成本的状况。

      如何使煤炭的价格更准确地体现其真实的成本，如何有效地减少煤炭带来的环境等各方面的问题，使全社会收益？

      茅于轼老师提出了“外部成本内部化”。根据报告结果，煤炭外部成本内部化将使社会总福利增加9423亿元。

      对于煤炭真实成本研究的重要性。杨博士强调：这为煤炭价格体制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基础。针对环境外部成本，报告提出了一些如起征环境税和能源税，并提高矿区使用费标准，针对管制价格扭曲，报告认为中国须深化煤炭市场化改革并加强监管责任。

煤炭定价机制改革对山西的影响

      就《煤炭的真实成本》，记者与两位专家对话。

      问：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外部成本内部化”？

      茅于轼：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意思是，煤的消费者现在只支付挖煤的私人成本，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成本。外部成本内部化就是把用煤时所发生的社会负担也让消费者承担。比如叫他们支付改善环境的成本，破坏地下水的修复成本等等。

      问：能源征税政策的可行性如何？能否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杨富强：环境税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根据现在国家的定义，能源税，燃油税、炭税都属于环境税。二氧化硫、二氧化碳这些收费要改成税，是比较困难的。不过有关部委已将炭税提上议程。我们也跟有关部委讨论过，认为这个也是切实可行的，否则我们煤炭的外部成本就很难内部化了。

      问：改革之后，对山西有什么好处？

      茅于轼：好处是有的。煤价上涨、环境改善都是直接的好处。

      问：报告中得出，我们现在支付的煤炭价格仅仅是真实成本的四成。如果把外部成本加进去，意味着煤价会上涨？

      茅于轼：对，会上涨。

      问：真实成本建议实施之后，也就是煤炭价格上涨之后，会不会最终导致老百姓来承担这个成本？

      茅于轼：提高一个商品价格，从微观的层面看，会降低生活水平，但是如果从全局来看，人民的生活水平取决于总的生产量。如果增加了价格，可以避免浪费。有的时候，原来的价格偏低，价格提到正常位置，全社会的总产量就会增加。如果从全社会来看，提高煤价，但是它改善了整个的环境问题，我们媒体需要向老百姓解释，我们生活的好坏，不是看好坏，而是看效益好不好。

      想一想，我们改革以前东西很便宜，但是生活苦得很。所以不要怕涨价，怕的是价格不真实、扭曲，接受一个正确的价格。其实就是得到了好处，全社会成产的效率提高了。

      问：除了价格上涨之外，还会对山西煤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茅于轼：减少煤产量。东西不是越多越好的。大概六七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山西减少煤产量，多为国家做贡献。不是说任何一个东西越多越好。现在山西生产出来的煤太多了，对整个经济造成了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