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山西又走过了一个轮回。
2007年9月16日,山西省长于幼军去职,孟学农以代省长身份主持首届煤博会。
2008年9月16日,在襄汾溃坝事件的悲情笼罩下,山西第二届煤博会如期开幕,孟引咎辞职,另一位代省长王君主持盛会。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
从于幼军到孟学农再到王君,如果再算上2005年7月由省长升任省委书记的张宝顺,山西短短3年间走马灯般经历了4任省长。
频繁的人事更迭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力量左右着地方大员们的命运。在这个煤炭大省,四任省长所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课题——如何确保能源供应与安全生产的有效平衡。
一年12起事故
2004年5月,张宝顺接任省长仅半年多时间,山西连续三次发生煤矿爆炸事故。
时任省委政研室主任的李留澜清楚地记得,张找到他们,要求政研室针对矿难拿出“金点子”。
这一年,中国煤炭结束了持续多年的低迷行情,迅速转暖。在煤炭价格回升的同时,矿难也如影随形,困扰着这位山西省长。
“他找我谈话问计,我们谈了一下午,我说煤炭形势趋好,有一项工作必须要做。”李留澜的建议是,着手推行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转让。他认为做好煤炭的资源运营,提高生产集中度,才是根治矿难的治本之策。
在隰县矿难现场,张决定临汾先行试点。
一年后,张宝顺调任书记,于幼军接任省长,资源整合在全省推开。
在于任职的两年零两个月内,山西省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媒体称他“坐镇火山口”。
于以铁腕手段,坚定不移地推行资源整合,引导鼓励大矿对事故多发的中小煤矿进行兼并、收购、重组或托管。
在他调离山西时,全省关闭了五六千个非法违法采煤矿点,整合淘汰了1600个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
于幼军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山西,他在临去时真情道别,称两年多时间,“与全省干部群众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和融洽的工作关系,心中确实恋恋不舍”
孟学农则以低调姿态接手山西。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扑下身子搞好调研,尽快融入山西,进入工作角色”。
历时4个多月的调研之后,在今年1月份的山西省两会上,孟拿出了一个完整的施政报告。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份报告并没有着眼于煤炭、电力等传统的能源产业,而将施政重点放在服务业、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等领域,孟期望以此实现“山西经济发展方式的明显转变和经济结构的显著优化”。
“在山西,省长首先要做好煤的文章”,山西省委党校副教授赵诚在孟辞职后对本报表示,山西是资源大省,省长需要很好地平衡煤炭供应和安全生产的关系。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孟学农任职的一年间,山西共发生各类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12起,平均每月1起,共有527人遇难或失踪,其中就包括被这次襄汾溃坝事故夺走的259条鲜活生命。
这是孟辞职时的数字,截至记者发稿时,溃坝事故死难人数已经上升到265人。
迄今,国家安监总局还在质疑、追查事件中的瞒报行为。
“这么大的事故总得有人负责”,当地一位人士说,山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孟在这个时候引咎辞职自是题中之义。
步孟后尘去职的,还有临汾市长刘志杰,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也受到了停职检查的处分。
他们都是去年12月5日临汾洪洞县新窑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105名矿工遇难,4人重伤)后上任的。
变换的是领导干部,不变的是矿难事故,这难道是山西的“宿命”?
又一位“挖煤省长”
送走了来自沿海深圳的于幼军和来自首都北京的孟学农,山西迎来的是大同人王君。
王君,1952年生人,1977年从山西矿业学院采煤专业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大同矿务局,从技术员开始,历任通风区副区长、区长,晋华宫矿副矿长,大同矿务局党委副书记,矿务局第一副局长,直到就任大同矿务局局长。
1997年,王君出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此时,他已在基层整整干了20年煤炭工作。
2008年3月20日,王君被任命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煤矿工人出身的王君,在江西省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历任要职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行业。
现在,他临危受命,主政这块熟悉的土地。这是山西继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王森浩、胡富国、孙文胜、刘振华等矿业出身的党政大员之后,又一位“挖煤省长”。
“懂煤炭,懂安全的省长,对山西当然是好事。”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安监部部长郭成刚对记者说,山西的确面临转型的问题,但煤炭的安全生产和资源整合,仍是比较重要的方面。
也有人对于幼军和孟学农的相继离任深表惋惜和同情。赵诚表示,孟学农试图在服务业和循环经济上下功夫,开通山西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可惜给他的时间太短了。
“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山西走出单一资源性大省的重要出路。”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也对孟的施政方略表示认可。他说,孟学农在这些方面抓得比较狠,也有一些起色,但真正上任不到一年,他抓的很多方面还没法显现出效果来。
王君的继任,意味着山西将重归资源本位。赵诚说,山西省今后的工作可能将更加重视资源大省的资源挖掘。
履职当天,王君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表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他将认真吸取襄汾“9•8”特大事故的沉痛教训,把安全发展的理念贯穿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促进全省安全生产状况的稳定好转。
王君同时承诺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山西又好又快发展。
“解决矿难问题,关键还在制度层面。”中央党校安全专家周慧说,而山西等内地的监管层习惯于发号施令,疏于制度层面的建设,成天忙于救火,压力很大。
矿难也成为煤炭资源整合的最大推动力。从2004年临汾试点起,三任省长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这项治本之策。周慧说,如果没有矿难,不会有这么大推动力,也不可能出台这么多政策法律。
孟在这一年任期内,力促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他的目标是在于的基础上,再压减矿井30%,主要产煤县淘汰30万吨以下的煤矿。
但地方上矛盾交织,阻力重重。直至离任,孟还没有看到明朗的前景。
如何走出轮回
“山西的所有问题,都有非常深层次的历史的客观的原因。”山西省政府秘书长王清宪在谈到当地的资源、环境、污染和安全问题时,曾痛心地说,这里面有历史原因、有现实原因、有政策原因,也有国家的、民族的原因。
他此前多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极力强调“不要把所有的板子都打在山西人和各届省委省政府身上,那是不公正的”。
另一位高层人士则主张把山西放在国家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通盘看待和解决山西的问题,“山西是个小省,但提升到国家层面,确实具有全局性意义。”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选择了阶梯式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而至关重要的能源领域,无论从实践上认识上还是制度层面上,都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至今还在摸索中。
“我们希望不再增加山西煤炭的绝对产量,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位高层人士说,国家能源需求的增长是必然趋势,形势不允许山西降低煤炭产量。
山西面临两难选择,明明知道每年6亿吨的煤炭产量已经是资源和环境承受力的极限,但不管谁当省长,都不敢说少产1亿吨煤。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已经形成的市场平衡不容失控。
早在编制“十一五”规划时,山西方面就已经意识到这种发展不可持续。他们提出了煤炭紧平衡政策,到“十一五”末煤炭产量控制在7亿吨以内。
平衡,满足了国家的要求;而从紧,则体现了山西的需要。
不难理解,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为推进煤炭资源整合,提升煤炭生产的集中度、为偿还多年资源价格剪刀差形成的历史欠债,山西需要一个偏紧的煤炭市场,需要适度高位运行的煤炭价格,以此积累足够的财力,完成自身的转型。
但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措施,是否给山西提供了足够宽裕的运作空间?这是王君需要解决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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