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已经走马上任,根据他的竞选演说及其过渡政府的举动,可简单地窥测到其政府的新能源政策:建立新清洁能源政策,每年投资15亿美元发展安全核能和清洁煤炭技术;强调保护环境以应对气候变化,启动“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系统,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水平,2050年前再减少80%;实施“绿色能源计划”,清洁能源投资不仅能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而且将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而奥巴马任命极具能源行业背景的华裔科学家朱棣文(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为美国能源部长,也将有助于其政府应对建立新清洁能源政策和气候变暖的挑战。同时,朱棣文就任美国能源部长将会进一步推动现有的中美能源合作进程。
对比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政策,其政策的战略基本点相近,即强调减少美国对石油依赖所带来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风险。这种能源战略也代表了美国的长期根本利益。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的差异仅表现在战术层面:布什政府强调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奥巴马政府则强调使用清洁能源;布什政府强调提高能源经济效益,而奥巴马政府强则调保护环境以应对气候变化;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美国经济危机,而奥巴马政府则试图投资清洁能源来扩大就业机会,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
那么,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政策对未来中美能源合作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中美两国能源合作的基点不会因美国政府的更迭而产生重大变化,两国在能源问题上的利益共同点大于分歧点。两国在全球石油供给、应对全球石油涨价、处理朝核危机、节能和发展新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方面都有共同利益。中美两国都面临能源安全的挑战,这种挑战将提升地缘政治和战略、经济、外交和环境方面的成本。中美两国各自都不能单独解决能源短缺和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只有通过双边及国际多边合作,才有可能在节能和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保障世界能源安全等领域共同承担起解决人类所面临难题的责任。
其次,中美能源合作主要不是发生在能源上游领域,两国在上游领域的相互贡献较小,而相互竞争较多。两国传统能源贸易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能源合作主要发生在中、下游领域,尤其集中在提高中国能源使用效率、清洁能源以及环境保护层面。奥巴马执政后,中美两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可能比过去更加紧密。过去的合作受到技术出口管制和资金的限制,妨碍了中美在能源领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如果奥巴马政府放松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中国则可能向美国扩大对清洁能源利用技术转让市场的开放。
在2008年结束的“中美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上,两国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确定了五个优先合作领域,即电力、交通、清洁水资源、大气治理、湿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保护,并达成这五个领域的具体合作计划以及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协议,从而为未来中美能源合作开辟了广泛的前景。
奥巴马政府除了继续执行上届政府与中国达成的能源合作协议外,还有许多其它的事情要做:需要政治家沟通美国国会与美国政府之间关系,使国会意识到美国政府关于“美中能源合作”的政策也有利于美国,从而得到国会的政治和资金支持;需要法学家帮助美国政府在能源技术出口问题上放松管制,使更多的民用技术用于“美中能源合作”;需要有更多的国际节能减排专家、液化煤专家、生物能源专家、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专家等参与“美中能源合作”。
奥巴马政府是否沿续布什政府的“战略经济对话”,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最重要的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实质不改变。实际上,奥巴马任命华裔科学家朱棣文为美国能源部长,为进一步开展中美能源合作已经埋下了伏笔。尽管朱棣文不能改变美国的能源战略,但是他在参与和执行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政策,在加强中美能源合作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
第三,奥巴马政府可能参与“京都议定书”,加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布什拒绝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国内原因在于,参与的经济成本太高。2008年,加州通过了一项旨在严厉控制汽车尾气排放的法律,被许多州仿效,但最后被布什政府否决,理由是州政府无权就温室气体问题制定法律。奥巴马反唇相讥:“等我成为美国总统后,任何希望鼓励清洁能源的州长将在白宫拥有一个伙伴;任何愿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的公司将在华盛顿拥有朋友;任何愿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将在美国获得一位盟友。”布什拒绝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国外原因是以中国和印度没有参与为托词。布什要求中国和印度按照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标准加入“京都议定书”,而中国和印度则坚持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加入。如果奥巴马政府放弃布什政府对中国和印度的要求,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加入“京都议定书”,届时,尚未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中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
第四,奥巴马政府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将会增加,从而影响中美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与共和党仅仅控制政府不同,民主党既控制了政府,又控制了国会。这样,有关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很容易被政府和国会同时通过。比如,2008年美国挑战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限制政策。美国国会认为,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征收的出口税人为地压低其国内价格,抬高国际价格,从而违反世贸规则,导致美国生产商处于不利位置。美国在WTO上起诉中国的案子甚至涉及意识形态等政治问题,这在WTO历史上前无所有。奥巴马执政后,类似的案子可能会比过去增加,而且更容易被通过。因此,中美双边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充满了众多的不确定性。
最后,中美两国在涉及碳排放量交易的贸易方面摩擦将会大大增加。2008年,美国拟提出限制中美双边贸易间涉及碳排放量交易的法案,以减少美中贸易逆差。美国国会两位参议员Warner和leeberman向国会提出对高碳排放量进口产品提高进口关税的议案。该议案认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同时增加了全球的碳排放量,对中国高碳排放量产品的进口增税可减少全球碳排放量。2008年,这个议案被参议院否决。原因在于:一是美国钢铁产业利益集团在华盛顿有很大的游说势力,转移高污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二是美国把污染严重的工厂转移到其他国家有利于改善美国国内的环境。尽管美国工会和环保利益集团支持Warner和leeberman的议案,但是,当时是共和党掌权,民主党的奥巴马掌权后,该议案将再次提出并被通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此引发的摩擦和纠纷也就随之而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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