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及中国选择 
全球瞩目的二十国集团（G20）金融峰会即将于4月1日至2日在伦敦召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席。在当前严重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各国首脑关注的焦点。此前，在3月14日的G20财长、央行行长预热式会晤中，尽管各国商定“尽一切可能”共同稳定全球经济，但在“投入更多资金刺激经济”还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应对思路上，美国和欧洲的分歧已经充分显现。

　　在这种国际格局下，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中国的态度受到美国和欧洲两大集团的重视。本报特邀国际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独家撰文，厘清相关问题。郑永年教授认为，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成为美国从其他国家转移财富的机制，中国不能一味、盲目地帮助美国恢复其经济地位，而应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寻求平衡，这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应该完善现代国家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使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最终建立金融多极化世界。

　　中国政府目前拥有庞大的财力，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否则，那么多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流转，实在太危险了。越是危机，老百姓越是不消费。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的改革，使得老百姓有动力去消费。

　　对于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估计，有的人说一两年可以恢复了，也有人说三五年。不过正如很多人指出的，现在看来，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对美国、对欧洲影响那么大。究其原因，并不是中国的经济体系、金融体系比欧美的好，而是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

　　现在美国和欧洲，都在谈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新兴经济体就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中国。我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参与未来国际经济金融体制的建设很重要。对中国在这次改造和重建金融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应该有全面而理性的认识。

　　不能简单地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作单一的选择

　　危机刚开始时，世界普遍认为，美国和欧洲之间跨大西洋联盟的合作，就可以克服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并不在欧美政界和学界的话语中。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这次危机的深刻程度远比人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深刻得多。另一方面是欧美在应付危机上的不同思路。要欧美联合起来，比较困难。欧洲和美国很难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因为两者的思路不一样。欧洲最先看到美国的金融霸权的腐败性和危害性，欧元体系产生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制衡美元。尽管欧洲众多国家目前的经济很难整合，欧元尚无能力成为与美元对抗的基础货币，但其基础形式已经在那里了。

　　无论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无法单独解决这场危机，所以他们都在争取中国。那么，中国是不是就简单地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作选择呢？我个人觉得，这种单一选择太简单。从实际政策层面来看，中国可能会选择美国，因为从战略上考量，中美两国的经济依赖度非常高。但从长远来看，无论光选择美国，或者光选择欧洲，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性，中国当然应该帮助美国，这也是符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利益的，但如果一味帮助美国恢复它的经济地位，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应该同时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做一个平衡，不能对欧洲毫不理会。最近温家宝访问欧洲一些国家，表明中国认识到这一点。

　　我认为一直以来，中国对欧洲强调得不够。这有多种原因：中国和欧洲基本上没有地缘政治的关系，没有国家安全上的问题，中国与欧洲的主要关系是经贸关系。但是，实际上正是因为没有国家安全问题，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关系，欧洲一些经济体反而更有可能对中国开放，要比美国开放。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要将欧洲考虑进来，欧元作为对美元制衡的基础货币非常重要。就像冷战期间，中国、美国和苏联三者，在经济上形成一个平衡。当然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情况和冷战时期有很大的差别。但道理还是一样。如果中国过于依赖美国，国际空间会远远小于中国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做一个平衡。后者的国际空间反而更大，也比较符合自己的利益。

　　不要高估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机会

　　现在看来，中国有两种倾向性。一种意见是孤立主义的思想，比如一些官员称“中国根本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是美国的事，和我们无关。一种是非常骄傲自大，有人说美国现在不行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美国了。国内关于要趁机到华尔街去抄底的议论也不少。看来国内过高估计自己实力的人还是有不少。其实，美国经济的基础面并没怎么坏。

　　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非常有问题。孤立主义是走不通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半的经济体都是外向型，中国的一只脚已经揣到美国和西方的经济体里面去了，很难拔出来。因此，中国很难对西方的危机置身事外。就是说，中国要和西方共同应对危机。后者是对自己的实力过于高估，即使中国想去华尔街抄底，美国也不会让你去。任何政府都会有地缘政治以及国家安全的考量，所以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转化成政治问题。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因为需要中国的外汇而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美国要求中国购买的是美国政府（即美国的国债），而非美国制造（即美国的技术）。

　　中国要和西方合作来应对危机，但过于强调出口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从建设内需社会为起点，在应对危机的同时，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这个方面来说，政府应当集中在社会改革，通过社会改革来建设社会制度，例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和环保等。这些都是内需社会的基础社会制度。这次危机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社会制度建设的好机会。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的外汇，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多年后建立起来的。中国自1992年后经济高速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旦经济走下坡路，国家更会缺乏资金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

　　很多年以来，中国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而政府没有承担起其应当的责任。有些中国学者往往夸大里根、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我去英国考察过，撒切尔当政时，仅在几个实体经济领域进行了私有化改革，所有的公共领域，教育、医疗、卫生等私有化改革都失败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英国、美国都非常有限。西方民主是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有效武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第一个成功的国家是智利，是在皮诺切特专制的情况下进行的。皮诺切特通过专制的政府压制劳工，为资本创造一个最大的空间。新自由主义实际是反民主的。正是由于皮诺切特这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一方面为智利的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造成智利社会的长期动乱。在中国，没有自由主义传统，却产生了新自由主义。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智利是中国的前车之鉴。中国政府目前拥有庞大的财力，应该集中这些财力来做几件事，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否则，那么多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流转，实在太危险了。社会制度是中央政府借此提供公共服务的机制。中央政府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说，不可以把社会制度建设的责任推给地方政府。在西方，很多社会制度就是在危机中建立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系，支撑了全球经济体系。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为全球经济提供服务。但另一方面，中国内部的经济体系是非常不发达的。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发展，都是内部扩张完了再向外部扩张，而中国是内部扩张还没有开始就往外部扩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有很大的机会来提高内需。问题是中国提高内需的条件还很欠缺。就是上面所说的，中国缺乏支撑内需的一整套社会制度。一个英国家庭，如果有几千英镑的存款，他们会高兴得不得了。对他们而言，存款没有什么用，看病不用很多钱、上学不用很多钱，有点钱就到处旅游，到处买东西。但是中国人存钱是因为没有依靠，看病要自己花钱，上学要自己花钱，什么都要自己掏钱，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叫存款，世界银行称中国的存款叫做pre-cautious（预防性的），即为了自己的生存。这跟西方意义上的存款是两码事。中国不把社会制度建设好，而让老百姓去消费是不可能实现的。越是危机，老百姓越是不消费。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的改革，使得老百姓有动力去消费。而内部消费市场一旦打开，就是非常大的市场。

　　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与其说有外部的机会，还不如说是内部的机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想创造内需市场，但因为西方没有危机，外部的需求量还很大，所以中国继续往外部走。但现在西方对中国制造的需求越来越小，中国只能往内部方向来发展。从这个方面来说，拓展内部的机会比外部的机会更重要。

　　这里还有一个产业升级的问题。中国要利用这次机会来提升产业，这个想法很好。但在很多年里，中国对产业升级往往存在错误的看法，一种线性思维，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等等。今天生产的是衣服、鞋子，按照这种线性思维，产业升级就是明天把制衣厂、制鞋厂关掉，生产电脑，这就是产业升级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产业升级有两个意思，一种是不同产业的升级，另一种是同一种产业的升级。一双鞋可以赚2美元，也可以赚100美元。产业升级的关键是附加值，而不是产品本身。欧洲那些名牌的鞋帽、手袋，可能是世界上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同一种产品，即使是做鞋子、做衣服同样可以升级，同样是做鞋，20年来永远都是一双鞋赚5毛、1块，那肯定是要升级了，技术含量太低了，但并不见得要把这个鞋厂关掉。欧洲那些名牌不是一直在升级吗？所以不能机械地理解产业升级。

　　中国必须在重建国际金融秩序中有所作为

　　中国无论是从短期利益考虑来应付这次金融危机，将其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还是从长远利益出发，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都要求中国必须要有所作为。我觉得中国要对自己有比较现实的认识。

　　首先，中国要取代美国，这种想法非常不现实。现在有些中国人头脑里，好像是必须要有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这其实是当年美国的冷战思维。不管美国金融危机有多严重，不论欧洲，还是中国、日本，都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取代美国的角色。政治学有一个常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国内政治是这样，国际政治也是这样。美国通过长时期的努力，建立了金融霸权，没有另外一个权力来制衡，才导致今天的恶果。如果现在中国要追求取代美国的经济地位，这既不可能，也不是很理性的。

　　十八九世纪，英国是世界经济霸主，到上个世纪的一战以后，美国开始取代英国的地位。二战以后，建立了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冷战期间，无论政治还是经济，美国都是一个负责任的霸权国家。欧洲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确立了美国霸权的制度化。那时美国是负责的一个国家。为什么美国要负责？就是因为有苏联集团和其竞争，使得美国必须对整个西方经济体负责。但是，从一开始，美国占主导的经济体系制度的设定就有很多毛病。任何国家要取得发展，必须进入这个体系，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全球化，因为美国控制了所有的经济制度资源。但是进去以后，你就必须依附于这个体系，是一种依附型发展。所以无论是日本的发展，还是东南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以及拉美国家，都是依附型发展，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是世界经济的现实问题，不得不接受，和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

　　冷战时，美国为了战略上的考量，为了对付苏联集团，还是会对国际经济秩序负责，因为美国可以在这个经济体系中，通过控制美元这个基础货币获得大量的利益。但到冷战结束后，苏联集团不存在了，没有了权力的制约，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加速，美国通过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操纵基础货币（美元），可以把全世界的财富转移到美国去。很多人经常说美国人是消费未来的，其实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实际上，是中国人、日本人、东南亚的人赚钱，让美国人来消费。亚洲人的储蓄率很高，那么多钱去到哪里？只能走向美国，美国人是在消费其他国家的钱。这种金融体系下，一旦发生了危机，美国人又可以通过这种基础货币机制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

　　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全球化就是建立全球性的市场经济。现在中国也深受经济危机影响，一些人对市场经济有很多批评，我觉得是很片面的。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到现在最有效的一种创造财富的方式。难道市场出了毛病，就把一切的希望都转向政府？政府万能主义和市场万能主义一样有问题。应当做的就是怎么对全球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而不存在取消全球市场或减小市场程度的问题。冷战期间，很多美国人包括弗里德曼、格林斯潘都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是对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反动，是对政府过分干预经济的反动，所以新自由主义强调资本。但是，资本和政治权力之间要互相制约才行，过分强调政府和过分强调资本都会犯错误。

　　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全球为伊拉克战争埋单

　　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大多数人对这次的金融危机的认识，还停留在基础层面，认为是美国的房地产、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其实这是一种表象，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伊拉克战争。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每天都要消耗无数的财力。布什政府上台8年，美国的经济、民众的生活根本没有因为战争受到影响，那么战争需要的钱从何而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美国人对此一直是回避的。美国的共和党在台上，战争已经不得人心了，一旦为了战争费用而增税，布什政府的合法性只能更低，所以布什政府一直提倡减税。那么，伊拉克战争所需的经费从哪来？只能通过操纵国际金融体系来支持这场战争。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就直接演变成美国从其他国家转移财富的一种机制。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么多年战争耗资巨大，美国自己却不受影响。所以，实际上都是亚洲国家，中国、日本等在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正是由于伊拉克战争，放松了金融这一块的监管，因为这是可以从其他国家转移财富的，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金融监管一旦放松，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格林斯潘也承认这一点。

　　以前的霸权国家是通过殖民地来掠夺财富。在金融全球化情况下，各国都依附于美国这个经济体系之上，以美元作为基础货币，美国就可以通过技术性的手段将财富转移到自己国家。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就更清楚了———“我要死了，你赶紧把钱送来，你不送来，我死了你也要死了。”对美国来说，它希望欧洲、中国、日本都来帮助它，继续保持原有的世界金融体系，通过这套金融体系操纵基础货币，这是美国的最大利益。欧洲当然不会同意，否则也不会出现欧元。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欧洲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共同利益。

　　让人民币成为和美元一样的世界基础货币

　　在这种国际格局下，中国就变得很重要。中国现在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非常大。美国的想法是，“我只要你的钱，你把钱拿过来就好了，但我把钱拿过来做什么，你管不着。”这就很危险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中国不能不救美国。中国在美国有大量投资，让美国经济一下子就倒下了，这不符合中国的短期利益。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能盲目地救美国，去帮助美国恢复以前的金融体系霸主地位，这样做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追求建立一个经济金融多极化世界，这才比较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如何建立一个经济金融的多极化世界？很多人要求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我个人不太认同这个看法。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角色都需要重新定位。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就实在是太苛刻了，完全侵犯了一个国家的内部经济主权。很多小国，受制于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完全丧失了经济主权，根本发展不起来。这些国际组织的权力一定要大大减少，只作为国际协调机构存在。这些组织创立的初衷，本来就是提供政策性的指导，现在搞成那么大的实体，大到可以阻碍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问题，完全没有制约，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考虑到这些国际组织只是少数几个大国在把持，情况就更糟糕。

　　建立经济金融的多极世界，中国的目标应当非常明确。首先就是把自己内部的事情搞好，不要出现很大的危机。比如，现在为了对付金融危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可以各出一部分钱，成立一个基金。为将来人民币作为基础货币的准备。

　　第二，中国的重点应该是地域优先，那就是亚洲，这个要非常明确。亚洲经济如果不好，中国经济也不会好，中国的国际责任主要在亚洲。中国在美国买那么多国债，这是出于因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一种战略考量，是用经济来制衡美国的一种手段。但这不是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要把重点放在亚洲，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东南亚国家，以前经济上是非常依附于美国的，但中国的崛起也使他们的经济政策做了很大的调整。

　　从符合中国长远的利益来说，中国应该通过一些好的方法，使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中国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并往这方面努力。此前，关于“亚元”，大家说了很多年了，但最终搞不起来，主要原因是中日合作出现障碍。但不能因为亚元搞不成，中国就放弃人民币作为基础货币。

　　中国目前在金融上的空间很大。因为金融体系不开放，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受那么深刻的影响。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人口规模，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已经具备使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的经济基础。

　　当然，如果金融体系不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当然也不可能成为基础货币了。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基础货币，是因为其他国家都接受它。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是因为冷战期间美国和欧洲各国具有相同的政治体系、有共同的价值观。同理，人民币要成为基础货币，中国不仅要继续扩展中国实力，也要建设现代国家制度。国家制度作为一种软实力也非常重要，要做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大国，让其他国家能够信任你。

　　现在中国虽然经济上崛起了，但中国的大国心理还是缺乏，恐惧外在世界。这个问题从改革开放初到现在一直存在。当然，成为真正的大国，也要一步一步地来，英国、美国都是经历很长时间才成为大国的，也是一点点积累经验，不是一步到位。美国在一战前搞孤立主义，不想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现在还非常缺乏国际经验。总有人很骄傲地说，中国的GDP产量占世界的多少，其实这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并不是经济总量大了，就能成为大国。据史料统计，鸦片战争以前的1820年，中国的GDP产值占世界的32%，而同一时期，欧洲八国，包括英、法、德，只占了7%，日本3%，美国也非常少。但是你想想，20年以后的1840年，中国就被英国这一个国家打败了！所以，GDP这个数字是非常容易欺骗人的。在没有一套比较好的现代国家制度情况下，光看GDP没有多少意思。就是说，没有一套好的国家制度，即使经济总量再大，人民币也很难成为基础货币。

　　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虽然困难还是很大，但我想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发展、现代国家制度的完善，现实性是存在的。

　　结论

　　一种比较公正的世界金融秩序就必须由多种基础货币组成，互相调节、互相制衡。这也符合中国一直在追求的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目标。世界上出现三个至五个甚至更多个基础货币，欧元、美元、人民币等，那么大概也不会像今天那样，由于单一美元作为基础货币，把整个世界拖进金融危机。现在美国所主导的所有国际组织都有利于大国，小国基本上没有经济主权。这样的秩序是不公正的，只有当几个大的经济区域互相制衡时，上面又有一层国际组织的协调，这样的秩序才是比较公平的。中国的目标应该是一步一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最终自己也成为金融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